双城记:香港比新加坡差在哪儿

2019-09-19     4,224

面对当前局势,香港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新加坡,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香港乱局仍在持续,问题解决之日看似遥遥无期。此时,大家开始谈论香港乱局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新加坡。

两个城市确实太像了,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经常争夺三、四名),均是华人社会、前英国殖民地、国际港口、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化大都市、“亚洲四小龙”,且GDP总量相当……若香港一蹶不振,很容易联想到新加坡会受益。

然而,新加坡内阁重要成员之一、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近期针对香港局势接受访问时表示:

包括香港在内的本区域维持稳定,才能让新加坡受惠。如果区域整体表现良好,新加坡也会有好的表现。而‘香港的局面让新加坡获益’的说法是很肤浅的。

双城记:香港比新加坡差在哪儿

尚穆根接受采访(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面对香港局势,新加坡没有幸灾乐祸,而是放眼全局和未来。这也折射出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战略眼光和思维。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就制定了详尽的“组屋政策”以解决百姓住房问题,还有降低对外淡水依存度、选取英语为通用语并推行双语教育、参加北冰洋航线讨论等,都将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战略眼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这个弹丸小国在波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发展道路。

战略思维的差异,也是造成今日香港逐渐被新加坡甩在身后的重要原因。

“政治家”与“办事员”

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战略思维主要体为其拥有几种能力:做中长期战略决策的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政治担当。

香港的政治精英,却时常出现决策能力不足、治理能力赤字和逃避责任的现象。

换句话说,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多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像事务性官员和只会按流程干活儿的“办事员”,没有人帮其做决策就找不着北。

最近在应对暴徒一系列无法无天的破坏行为时,特区政府高官们居然“雪藏”多日未出面表态,只留下“里外不是人”、士气低落的香港警察苦苦支撑。

直到后来港澳办和中联办联合在深圳召开香港局势座谈会,特区政府才算找到方向,“鼓足勇气”召开新闻发布会。好不容易盼到林郑女士发声,讲的却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发布会过程中,被无良香港“记者”呛声后,她还数度哽咽。

应对乱局都无法果断坚毅,毫无魄力,何谈做出战略决策并拥有政治担当的勇气?

香港官员遇到问题时倾向于不做决策,抱持“能拖则拖,不犯错就行”的心态,缺乏有担当的政治家。而自己不做决策,有人指路后当个“办事员”,对他们有个“好处”:若政策效果不佳还可以甩锅,最后谁冤枉背锅也就不言自明了。

再看新加坡。

建国之初的李光耀面对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时,力排众议,没有选择中文为各种族通用语,而是选了对各族都更公平的英语。

20年后的事实证明,他当年的战略决策让拥有英语优势的新加坡搭上了全球化快车,其双语政策也让不同种族的新加坡人能和自己的母国保持经济和文化上的连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东西方之间,进而有助于形成独特的新加坡认同。

新加坡当年也遇到过机场瘫痪和罢工事件,而李光耀却强硬地对罢工机师称:

如果你们继续罢工,我必定穷尽一切办法教训你们,也发动全民给你毕生难忘的教训。

他还说:

无论谁治理新加坡,都必须有钢铁般意志,否则放弃算了。我付出毕生心血铸就了新加坡,任何人休想把它搞垮。

一番强硬的表态后,罢工很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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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如何应对机场瘫痪?(截图来源:YouTube)

李光耀知道,新加坡作为国际港口,国家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形象至关重要。也正是他面对罢工时的政治担当和战略执行能力,为后来新加坡航空和樟宜机场成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和最佳机场奠定了基础。

穷人的孩子”与“被宠的孩子

造成这种战略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不同的历史和地缘因素。

1959年,英国同意了新加坡的完全自治地位。从那时起,新加坡基本走上了“新人治新”的道路,英国对新加坡的介入趋弱。

经历了几年的自治,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最后又因与联邦政府不和而在两年后独立建国。虽然从自治到独立建国期间并非一帆风顺,但新加坡官员很早就开始自己做决策,比“港人治港”早了近40年。在东南亚纷繁复杂的种族、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新加坡政治精英们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为建国后的一系列长远战略规划做了积累。

而在地缘战略环境异常凶险的东南亚,土地面积不到香港70%的新加坡要想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生存,其所做的一切决策必须深思熟虑,否则一个不小心,狮城随时会面临生死存亡之险境。客观上,这也有助于战略思维的养成。

而香港则不同,历任港督一直由英女王指派,英国人对香港的直接管制延续到1997年6月30日。在回归之前,香港本地人(包括在西方留学的海归香港精英)在政府中都只是事务性官僚,因此港人缺少做决策的“锻炼机会”,任何重大决策基本由英国人操刀。

这也直接导致香港回归后,有担当的香港本土政治家极其匮乏的窘境。“港人治港”所出现的决策短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情况,反映出的就是特区政府官员治理能力赤字。

新加坡独立后,没有了腹地(马来西亚或英国)作为靠山,只能自食其力,逆境中求生存。而香港的背后先是有英国,后来有祖国大陆,从来都有人罩着。就算吃了点苦,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新加坡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香港则更像“被宠的孩子毛病多”。

不同的“人”注入了迥异的“基因”

两个城市走上截然不同的路,还因为不同的“人”。

两地第一代领导的不同性格,给政府和城市注入了不同的“基因”。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个极具战略眼光,敢为、有为的政治家,这对于独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加坡来说是一种幸运。

从独立建国起,他审时度势,建立了一套包含国防、经济、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施政体系和管理系统,培养了一批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精英。

人有人格,家有家风。李光耀和这批政治精英的特性,也给往后的新加坡政府注入了“有战略眼光,有危机意识,果断敢为”的“基因”。

再看香港。

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其实也有一定战略眼光,但他在政策执行和政治担当方面与李光耀比起来就有些相形见绌了。香港房价在1997年到达高点,为解决港人住房难的问题,董先生上任后旋即推出了“八万五公屋计划”(每年建造不少于8.5万个政府公屋单位),其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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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来源:文汇报)

但由于对政策产生的外溢效应考虑不足,“八万五”计划在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时未能及时调整,导致香港楼价在此后数年间暴跌7成,造成了香港逾10万宗“负资产”案例和数起房东“烧炭”自杀的悲剧。

香港成千上万的房东抗议这一政策导致房价暴跌,迫于压力董先生也暂停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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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价走势(图片来源:中原地产)

在第二任期还未结束时,董先生也辞职了。

“八万五”政策的副作用和特首提前离任,为香港往后遇到有争议的议题时,做出了坏示范。

首先,香港市民认为只要是自己不满意的政策,就可以通过“示威”来逼特区政府妥协,政策的决定权在“街头”;而特首提前离任,也养成了特区政府高官推卸、逃避责任,没有政治担当的坏习惯。

因此,香港特区政府第一批官员决策和施政时的游移不定,给特区政府注入了软弱、遇事逃避、短视等“基因”。香港政府在随后与各方利益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弱小”,从此再也无力解决解决住房、产业结构、教育和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让香港积重难返。

曾在香港金管局任职,目前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的叶秀亮认为:

香港特区高官因深居脱离群众的官邸、出入皆专车而不懂民间之痛,更因怕被问责丢官,每遇轻微障碍或反对就会避责自保,以至在房屋、发展经济和民生方面累积了许多问题,是造成今日乱局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不宜过度期望这些高官能帮助香港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问题之源。依靠充斥着避责高官的香港政府去解决乱局,要做好随时状况连连、甚至结果难料的心理准备。

以房屋政策为例,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就设立了建屋发展局,其营建的“组屋”为该国80%以上居民提供了居所,而留给私人开发商的市场空间只有不到20%。面对房地产投机行为,新加坡政府的打击也是丝毫不留余地。

反观香港房屋政策,自从“八万五”计划叫停,特区政府营造的公屋越来越少。美其名曰“不干预市场、小政府”,实则赤裸裸地逃避责任,不想、不敢也无能力解决住房和其它民生问题。

社交软件WhatsApp的香港年轻用户中流传着这样一则令人唏嘘的消息:

上一代人申请公屋只要等几年,现在的年轻人申请公屋从18岁排队到50岁都未必能等到,还不知道年轻人为什么不满吗?

结语

新加坡最羡慕香港的一点,就是拥有广阔的中国大陆作为腹地。然而,香港没有用好这一优势,更没有做好“沟通东西的桥梁”。

从当年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到如今“既不了解‘中’,也不了解‘西’”的一根鸡肋,短视、逃避责任和无战略大局观的香港精英阶层难辞其咎。

而新加坡的战略思维也使其人均GDP高居世界第7,对香港的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社会,笔者也不是只说新加坡各方面都好的“新吹”,狮城自然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面对当前局势,香港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新加坡,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双城记:香港比新加坡差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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