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新加坡，人们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奇迹，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幸福。根据世界货币组织的统计，2022年新加坡人均GDP达82808美元，高居世界第六位，还在美国、英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前。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成一个国家，更神奇的是，新加坡几乎完全是被动地独立的。因为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3年9月，马来西亚从英国治下独立时包括新加坡、英属婆罗洲地区，以及半岛上的马来亚联合邦。
但是，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对于合并后新加坡华人的数量及潜在势力深感忧虑。两年的合并以失败告终。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庞大，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让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对于新加坡的加入忧心忡忡，马来人不愿意被华人统治。于是，从未向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了出来，被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新加坡的未来，这个连淡水资源都无法自给的国家看上去摇摇欲坠、危在旦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969年写道，他认为刚独立的新加坡是不大可能维持下去的，“这个主权独立的城邦......作为一个政体却小得不切实际”（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33平方公里，甚至不如中国大多数县的面积大）。对投资者而言，新加坡这个地方毫无吸引力，很多人把新加坡视为“一个位处日益排外的区域、随时可能会爆发动乱的外来飞地”。
然而，新加坡不仅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成为全世界赞扬、学习的对象。许多国家钦佩新加坡的成就，有些更试图效仿，视之为发展典范。迪拜遵从新加坡的商业模式，乔治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曾标榜本国是“融入新加坡元素的瑞士”"，和新加坡一样是海洋战略枢纽的巴拿马盼望在未来成为“中美洲的新加坡”"。中国的某个市长也向新加坡学习，植树造林、治理污染，并“对投诉计程车司机不文明行为的市民予以奖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新加坡成功？
有人说，是新加坡沿袭了英国人留下的宪政民主制度，新加坡将开辟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国人莱佛士作为重要人物纪念，新加坡许多的建筑物、私人机构、街道和百年名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东华大学莱佛士国际设计学院、莱佛士广场、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医院、莱佛士酒店和莱佛士网络超市、史丹福路等等。李光耀不仅没有批判英国的殖民史，反而引以为豪，让它成为新加坡故事的积极一面。
所以，如新加坡自己认为的一样，不能否认英国殖民沿袭英国制度对于新加坡成功的影响，但是这是唯一因素吗？如果沿袭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成功，那为什么同为马来半岛且也是前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以及前美国殖民地，几乎照搬了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没有成功？2022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仅12364美元，仅新加坡的七分之一多一点。而菲律宾更是只有可怜的3623美元，连新加坡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时候算起，当时马来西亚是1804（国际元），而新加坡是2667（ 国际元），菲律宾是1631（国际元），可以说差距并不大，尤其是菲律宾，当时GDP是新加坡的61%，而到了2022年仅有新加坡的4.4%，这个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如果不仅是制度因素甚至制度不是决定因素，那么到底还有其它什么因素决定了新加坡的崛起？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光耀，以及他身边的领导团队。几乎所有研究新加坡崛起秘诀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李光耀，就不会有新加坡的今天。在新加坡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李光耀操控著新加坡这艘巨轮，在风狂雨骤的世界大潮中迎风破浪，披荆斩棘，守正出奇，稳步前行。
50年代末，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极力争取独立（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争取整个马来半岛的独立）的新政治团体——人民行动党。两个政治领袖形成不稳固的同盟：一位是年轻激昂的律师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讲英语的温和派人士，另一位是英俊有魅力、能言善道的林清祥，及其所带领的左派人士。李光耀16岁进莱佛士学院，在那里主修经济学，后来在英国读书四年，先在伦敦经济学院主修经济学，后来到剑侨大学修读法律，他在英国能够理论与实践并重，他钻研英国政治传统的经典作品，同时学习辩论的艺术。后来回到新加坡，他先是以律师，后以政治家的身份，将他全部所学付诸实践。
与李光耀共事的另一名新加坡领袖是信那谈比-拉惹诺南。他是一名出生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早年曾在马来亚生活。他深谙这种文化，他是人民行动党领导层这个精英圈子中唯一的非华人。拉惹诺南对一党专政的好处深信不疑，认为这样“要比被反对党骚扰，做起事来能更加独立（且更有效率）。
拉惹诺南虽然不是华人，但他恪守儒家“反对等于犯上”的信条，认为政府站在绝对的道德高地上，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其道德的优越性。他主张所有经历现代化的社会都必须做出牺牲，而国会和工会对新加坡来说是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政治权力与经济特权必须让步给专制统治者设计推行的理性且高效的政策，而政治精英也无需向公众舆论负责。
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背离了社会公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反而走向了威权主义，他们更加认定这一战略最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这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根本。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宣称，他们追求的不只是工人的福利，而是整个国家的福利。他成功地建立一个受到严密监管的一党制威权国家，而他一人手握大权。他的能力胜过了魅力，政治环境也因而相对稳定。新加坡没能出现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反对党，新加坡的重心从政治转向了经济。
在李光耀的坚定领导下，所有精心设计的政策都被有效地执行，一个重视经济发展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开始成型，政府成为改革的先锋，代表人民行动，认为人民的愿望即是拥有舒适的生活，以及由理性务实的治理所带来的政治稳定，新加坡人民最喜欢追求的是美食和购物，所以他们与政府站在同一战线，让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每届大选中一直取得压倒性胜利。
毫无疑问，新加坡决心把英语定为第一语言的做法，缓和了其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关系。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新加坡得益于它作为一个国际性多语社会的身份。当地华人可以带头招募来香港和台湾的资本。马来人可以连接伊斯兰社群。事实证明，强调国际化的海事传统(包括海港生活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对向成为一个全球化都市的新加坡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资产。
李光耀及其他领导人所说的价值观有一部分源自儒家传统，但是他们是有选择地看待儒家这一高度复杂的中国古老社会哲学。与中国的儒家社会一样，新加坡特别重视等级制度和人伦关，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热衷于管理，执著于持续不断的测量、分类和量化（这是西方管理方法）。在新加坡的儒家世界里，精英阶层是选自最聪明、最有活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且经过一层层的筛选和淘汰。这和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新中坡的官员筛选不注重诗文能力，而是政治与经济的管理能力。在新加坡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在于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功，而非艺术成就。
李光耀和他的团队认为，帝制中国的传统中蕴含了亚洲“文化稳定因素”的基础，那是可从自身文化汲取的核心理念，新加坡政府发起了一场“亚洲价值观”的运动，试图阐明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为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高压手段辩护。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社会契约与帝制中国并无二致，政府通过优越的执政表现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只要人民的生活过得好，他们便会接受这种合法性的假设。
新加坡对中国的“亚洲”认同无疑植根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崛起，以及新加坡占主导地位的华人人口。因此，新加坡很重视华人文化氛围的历史古迹，诸如虎豹别墅、孙中山南海纪念馆，以及华裔馆等，都得到了建造或者修缮。
由于政治原因，普通话(官话)在19世纪末传入新加坡，反映了中国人团结一致、联合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的愿望。一个世纪后，普通话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供的商业与文化机会。新加坡呼吁全体华人把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来学习。在政府眼中，亚洲语言，尤其是普通话，具有另一个优势，即作为“文化压舱石”，用以抵抗过度“西化”浪潮的文化价值观。这建立在语言形成价值观的假设之上。”当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愈加严厉，这一想法便得到更多的重视。
很多人对于新加坡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持有争议。在独立后最初的几十年，新加坡政府在结构上类似民主制度，但它的操作模式并不民主。对李光耀及其领导班子而言，好政府要比民主更重要。诚然，新加坡定期举行选举，但大多数新加坡人忠实地投给了人民行动党。参选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拥有丰富的学术履历。新加坡政府不受利益团体的制约，因而能够提出稳定且前后一致的政策。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和廉洁度几乎无可指摘。
为了追求现代性，新加坡将纪律和礼议放在艺术和民主之上。艺术被视为凌乱、张扬且离经判道，而民主则被视为混乱不堪。马凯硕是亚洲价值的重要支持者，他的论证思路可以如是概括：一个发展中社会必须先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然后才能实现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社会与政治自由。不过问题在于，这个关键点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生？
总结起来，新加坡能成功取决于以下这些要素：不断进步的海事技术、地理位置、马来文化遗产、英国法律与干劲十足的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结合、有才华的领导班子，以及好运气。新加坡已经在当代世界脱颖而出，成为物质成功和秩序的隐喻，但是它还没有建立一套有利于创造性破坏和生成新想法的制度，这是新加坡的最大挑战。新加坡显然在高峰期抓住了时机，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今日的新加坡。但新加坡不会完工，如美国科学家和实业家埃德温-兰德所言“天堂才是底线”，然而天国显然永远不会到来。
但至少，现在新加坡已经定义了成功，而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也在努力定义自己的成功。那我们的成功之路又如何走？至少，新加坡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