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
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
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
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
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
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
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
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
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19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
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
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
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
▲吴庆瑞（中间）
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
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
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
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
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
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
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
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目光转向世界：引进外籍人才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匮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
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
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
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
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来的空缺。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
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
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
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
此外，好些负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
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干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
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
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
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入。
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
吴庆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
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
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
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
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跻身一等一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