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哈佛大学发表戈德金讲座演说时表示，治理好新加坡没有一个能够永远有效的方程式，与其购买保险以降低从美好“伊甸园”中跌落的冲击，不如投入资源确保行之有效的体系继续运转良好。这一论述，也引发了人们对新加坡治国理念的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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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加坡通过采用国外技术和专业知识达到“追赶”增长的极限，其下一阶段的增长将需要更多的本土创新和原创思维。李显龙资政强调，行动党会继续保持谨慎，不会将人们的支持视作理所当然，因为如果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让人们失望，或未能保持所期望的高标准，新加坡人完全有权选择另一个政党。
新加坡行动党表现出色且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
李显龙强调，新加坡对人才作为唯一资源进行了大量投资，教育是国家预算的最大组成部分，同时政府还注重房屋建设，其公共住房计划为大多数人口提供了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的资产，使公民能够共享国家繁荣。另一个关键则是成立全国职工总会（NTUC），它捍卫工人的利益，并建立了社会企业，为工人及其家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保险、交通和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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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强调，行动党政府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已执政超过60年，每一届政府都表现出色且兑现承诺，使得新加坡人已经连续15届大选，将执政权交给行动党。
信任的储备扩大了政府的政治与政策空间，使得我们能够从长计议，并做出一些政治上困难但必要的决策，比如调高消费税以应对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的医疗需求，特别是在冠病疫情结束之后。
新加坡避免了被有限的资源来左右国家的命运
上个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于机构在塑造国家繁荣中的作用的研究，这一奖项突显了社会制度与国家繁荣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提醒我们经济和政治的密不可分。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对新加坡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新加坡避免了资源左右国家的命运，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包容性机构。相对温和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带来了议会民主制、法治和运转良好的公务员制度，自治和随后的完全独立使包容性发展更进一步，因为政府优先考虑对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的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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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也出台了许多计划和政策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包容，包括全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保险、永久性社会转移支付（包括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累进工资模式，以及最近的对非自愿失业者的收入支持。
然而，新加坡必须继续在其下一个发展目标中优先考虑包容性增长，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日益富裕的富裕程度为不平等带来了上行压力，并显著提高了生活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社会流动性也必加放缓，从而陷入发展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