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鄉總會
要回溯新加坡華族文化最初的源頭，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華人移民在新加坡劇增的原因。林金枝主編的《華僑華人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一書指出：「隨著19世紀後期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他們把大量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更加緊了對殖民地的原料掠奪和商品傾銷，也開始了他們『開發』殖民地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東南亞錫礦的開採，橡膠園的開闢，煙草的種植，香料的栽培，還有城市、碼頭、港口、道路的大量建設，對中國勞動力的需求都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因此東南亞的華僑居民人數劇增。」可見華人移民之所以在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劇增，主要是出於經濟與建設基礎設施的考量。
根據此書的圖表，1821年，新加坡總人口為4727人，華僑1159人；1901年，新加坡總人口22萬8804人，華僑16萬4681人。換句話說，經過80年的歲月變遷，新加坡總人口增長47餘倍，華僑人口激增141餘倍，從原來占總人口約24.5%到後來的約72%。我們有理由推斷，新加坡華族人口後來持續高居新加坡總人口七成以上，應是始於123年前。既然是如此高比例的族群，其族群文化的衍生與演化成為關注的焦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概念的衍生
「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初為慶祝建國25周年而舉辦的「華族文化月」。當時的23個聯辦機構，除社會發展部、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人民協會和國家劇場信託局是官方組織外，其餘19個組織皆為民間團體。1991年開始，華族文化月改名為「華族文化節」。
1995年12月，時任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為華族文化節主持開幕儀式時，讚揚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族文化教育團體和宗鄉會館積極籌備常年華族文化節：「在殖民地時代，儘管沒有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支持，這些團體還是能夠在新加坡保存華族文化和語言。獨立之後，這些團體繼續在新加坡的社會裡扮演重要的角色。沒有這些團體的努力，華族文化節是不可能舉辦的。」
2004年10月，剛接過國家領導棒子的李顯龍總理在一場華社晚宴上重申：「華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是新加坡整體文化遺產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本質上是個亞洲社會，不是西方社會。新加坡能夠繁榮昌盛，是因為人民保留了勤儉節約和刻苦耐勞的傳統美德。」
李顯龍在兩篇演講稿中，一方面肯定了華社對於保存華族文化所做的貢獻，一方面也顯示了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是來自民間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只是扮演橋樑和引導的角色。
確定性與未確定性
《源》雜誌從2023年12月的第166期開始，至2024年10月的第171期，推出了「新華文化」專題，連續發表了六篇關於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論述。其順序為：郭振羽教授《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劉太格博士《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拙文《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四個關鍵詞》、蔡志禮博士《從時代語境多模態演化測新加坡華族文化風向》、紀贇副教授《在地化與全球化：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雙重視角》、蔡曙鵬博士《從新華舞台看新華文化》。
在這些論述中，作者從不同視角探索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建構、性質、形態與價值。郭振羽的《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環繞著「中心」與「新土」的角度展開論述。他認為：「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離不開大中華文化圈，繼續受到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影響。……出現於『新土』的文化創新，也已成為文化中華的一部分，可以豐富其文化內涵。」此外，郭文以南洋畫派與七月歌台為例，闡述現階段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兩面：一面是未確定性，一面是確定性。
在未確定性的層面上，郭文提及：「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畫派』或『南洋風』視為專有。馬六甲方面強勢爭取以『南洋畫派傳承人』自居，看來南洋畫派『身世』之謎，一時還難釐清。當年新馬一家，同屬馬來亞；如今新馬分家，各自為政，也只能和馬來西亞共戴『南洋』一冠了。」
關於南洋畫派新馬不分這一點，我認為與新加坡建國之前的「馬華文學」也是新馬不分有幾分相像。很多學者認為，從1919年到1965年，馬華文學與新華文學是以「連體嬰」的方式存在著的，任何企圖把「連體嬰」強行分開的做法，都可能遭到詬病。
然而，詬病歸詬病，如果新華文學的源頭不與馬華文學切割，那麼，這前46年的新華文學史將繼續「被涵蓋」在馬華文學的論述之下。新加坡社科大學中文系將從2025年開始，把開辦已十年的《戰前新馬華文文學專題》和《戰後新馬華文文學專題》這兩門課改成《新加坡現代華文文學》和《馬來西亞現代華文文學》，顯見這方面的切割需要破釜沉舟的論述決心與文化自信。
在確定性的層面上，郭振羽引述了2023年6月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曾玲教授應新社科大之邀，發表題為《從七月普渡到慶贊中元：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創造》的專題演講。郭振羽認為，曾玲分析新加坡華社盛大舉辦「慶贊中元」的節慶背景和文化意義，可作為新加坡獨特華族文化的實例。
曾玲分析中元節在新土的文化創造為原鄉所無，而在獨立後的新加坡社會提供重要功能。此創造集中在三個特色：一是中元會成為常年主辦慶贊中元活動的非正式組織；二是酬神方式從傳統的酬神戲逐漸轉換為娛樂大眾的中元歌台；三是標福物。
然而，曾玲對新加坡華社的近距離觀察與研究成果，卻與曾在2014年於南洋理工大學訪學的另一中國學者彭慧博士的觀察結果大相逕庭。彭慧在發表於《世界民族》2015年第五期一篇題為《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建構與彷徨——以新謠運動與七月歌台為例》的論文中，表達了她對新加坡華族文化建構的質疑。
此外，2018年，在彭慧的指導下，華中師範大學碩士生楊亞紅完成畢業論文《新加坡建國後華族文化發展的困境——以國家和社會二重視角的考察》的書寫。楊亞紅在此文中展現了她與彭慧「師徒同論」的特點：「建國後政府以國族建構的需要運用行政手段對華族文化進行指導，包括華文教育等對華社發展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讓華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許文化『迷失感』；另一方面，華社對國家的文化政策作出自己的應對，民眾態度從頗多爭議到積極調適，呈現出華族順應國族建構、國家發展的大局意識。」
國際友人對於新加坡華族文化與價值觀的正面觀察、研究與解讀，可激勵我們往正確的方向前進；反之，國際友人對此的誤讀與不甚理解，只要立論中肯，理據充分，也可作為砥礪我們前行的磨刀石。
建立文化自信
劉太格在《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一文中，強調了建立文化自信與族群融合的重要性：「新加坡華人須要重視我們的傳統文化，知道我們在世界上的文化價值，以確保和確立我們的自信心與自尊心。同時，華人也必須認真維護和加深認知其他種族的傳統文化。這不但能保證各族之間和諧相處，也能提升新加坡人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和明確性。」
與此同時，劉太格也擔心，以新加坡年輕一代的華文水平而言，我們是否能真正擔當得起「新加坡華族文化」之重：「新加坡華族文化的確應該要以中華文化為主軸，而同時融入新加坡本地的有特色的文化。要做好這件事，我擔心兩個問題：其一，我們華人的語言水平，以及對中華文化歷史的認知不夠；其二，新加坡華人的價值觀，其傾向還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雖然我們已經獨立自主了59年，我經常自問，新加坡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時代的思維和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塑造新加坡華族文化？劉太格認為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課題。
在閱讀劉文時，我聯想到新華詩人鄭景祥一首極具嘲諷意味的詩《殖民地現象》最後三行所要表達的意思：時序已經來到21世紀，而我們的潛意識始終沒有獨立，還在重複扮演忠誠的殖民地！沒錯，國人的心智首先需要「去殖民化」，才能擺脫殖民主義框架下的歷史敘述，把曾被顛覆的歷史加以還原。
以國家利益為導向
根據文化學者杜南發為2016年1月的「活力華彩——新加坡華族文化光影展」所寫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構成》一文的論述框架，以及我在2023年2月所寫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梳理與建構》一文的補充論述，如果說新加坡華族文化包含了中華文化、移民文化與國家文化三根支柱，相信沒人會質疑。
拙文《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四個關鍵詞》嘗試從文化承襲、歷史賡續、母語教育、新華文學這四個面向，建構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部分內涵。除此之外，新加坡華族文化還有其他許多面向，例如：語文探索、美學建設、戲劇影視、媒體生態、民間研究等。無論是哪一個面向，繼承、承襲與賡續，始終是重中之重。
拙文強調：「新加坡華族文化是衍生自這片土地，以中華文化作為參照但不全盤照收的一種帶有本土特質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軟實力的象徵，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體國族利益為導向和依歸。」既然如此，跨族交融就顯得越發重要。
談到跨族文化交融，蔡曙鵬在《翻譯與雙語話劇：以南洋女中的〈茉莉公主〉和〈馬蘭花〉為例》一文中的論述，或許可為註腳：「翻譯是一座橋樑，連接著不同的文化與思想，而雙語話劇則是這座橋樑上的靈動舞者。在舞台的光影交織中，語言如絲線般交錯，將兩種文化的精髓編織成一幅生動的畫卷。」
保留文化之根
前述劉太格所擔心的，以新加坡年輕一代的華文水平而言，是否能真正擔當得起「新加坡華族文化」之重，與郭振羽結語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們更關心的應該是當今華語華文水平的低落，當務之急是如何推動保留文化之根」，兩者對新加坡的華語文水平恐難堪重任的思考，不謀而合。
蔡志禮的《從時代語境多模態演化測新加坡華族文化風向》，全文以華語文的學習與文化的關係之討論為基調，也對新加坡華語文水平低落表示擔憂：「雖經官方與民間不斷努力搶救，但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華語文水平始終提不上來的困境，令關心中華語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憂心忡忡。過去隨著華語文水平和使用率的下滑，中華文化在島國式微成了無可倖免的下場，惡性循環的結果加上西風的吹襲和日韓雨水的澆淋，中華語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頹勢，任誰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
蔡志禮認為，華語文水平、講祖籍方言能力、文化認同取向、教育源流背景、宗教派別信仰、籍貫習俗和文化價值觀的奉行等，是探測新加坡華族文化基因的要素。「只因為在赤道邊緣長期曝露在歐美雨水、日光和韓風的結果，部分遺傳基因產生突變，思想行為自然也有所變異。」
兩種視角的不同映射
身為一名新移民，紀贇的《在地化與全球化：新加坡華族文化的雙重視角》經由「在地視角」與「國際視角」探討形塑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歷史成因，具有恢弘的歷史觀；其對新加坡這個島國的縱深認識與層次分明的歷史論述，遠在許多國人之上。
經過長期的近距離觀察，紀贇了解到，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形塑得力於華人有意識「非華化」與「華化」兩股相反力量的相互抗衡：
「第一，是為了適應本土的馬來、印度、歐亞以及其他外來因素而不斷改變的華人性。無論是從穿衣、吃飯等日常生活，還是到經濟、政治與其他更深層面，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都是不斷在地化與『非華化』的產物。
第二，自我有意識的『華化』。這個要素的推動力，除了民族自豪、幫群與各種社團有意推動之外，最近數十年中又受到了東亞地區經濟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運用傳統文化來對抗西方『不良傾向』的文化侵蝕方面，也同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基於此，紀贇歸納出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兩個重要特點：「在長期的在地化過程之中，新加坡華族文化已然與中華文化乃至華南沿海文化有著不少差異。……另一方面，新加坡華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長期影響。新加坡無論是經濟、政治與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華地區所未必具備的開放性（香港、澳門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運動，就會首先影響本地華族文化的生態。」
整體而言，在紀贇的認知中，相對於中華文化，新加坡華族文化中的移民文化與國家文化特色更為顯著。
藝術求索是漫漫長路
蔡曙鵬的《從新華舞台看新華文化》以新華舞台表演藝術為視角，從母體文化資源轉化為本土藝術創造力、官辦節慶加強國家認同與文化自信、會館和人民協會為舞台藝術添彩、新移民為新加坡華族文化注入動力等層面，涵蓋其對新加坡華族文化的觀察。這幾個剖析層面離不開三個關鍵詞：母體與本土、官辦與民辦、新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