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面臨的挑戰
美國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新加坡是一個激進的自由市場和保姆國家的複雜而精細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複雜精細的政治條件。這也許道出了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精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永遠不可能也沒必要學習新加坡「不那麼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態度卻值得學習——他們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當回事，並且始終在做戰略性的思考，始終在無情地追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什 麼樣的世界裡，我們該怎樣應對才能夠繁榮富強？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明發教授說，新加坡是 一個在你想像力所及的維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間。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了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的 而實行的全面的社會控制，儘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許多 觀察者的共識是，這個模式確實有窒息民間社會和異化國民 的風險。可以說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協作而不需要太多創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極致。儘管新加坡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認為是全方位創新的結果。但是， 當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接近每年6 萬美金的時候，創新和創造性的勞動變得越來越緊迫。畢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錢不是隨便賺的。然而，在談到創新的時候，新加坡人似乎總是難以自信。新加坡《海峽時報》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僅僅因為你有這麼多的投資、設備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產出能以可預見的、機械的方式出現，無異於白日做夢。新加坡確實很快變成了提供和維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大師，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種能夠真正促進技術創新的自由活躍的氛圍卻是難上加難。
新加坡前人力資源和教育部長黃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如果你給某個新加坡人一個任務，他一定會給你做好。你給他一個截止日期，他一定會按時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夠明確或者說出現了意外的困難，他就傻眼了。」新加坡少有的民營本土科技企業創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 的創辦人沈望傅(Sim Wong Hoo)1999年寫了一本書：《千禧年後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書中特別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許掉頭綜合症」(No U-turn Syndrome)：在新加坡的馬路上，汽車只有看到允許掉頭的標誌才可以掉頭；而在許多其它國家，只要沒有「不允許掉頭」的標誌，汽車就可以自由掉頭。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順從權威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蘋果創始人之一沃茲尼克也認為新加坡企業文化太規矩、太刻板，所以無法產生偉大的創新，也無法產生偉大的藝術家、音樂家、 作家。這些評論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問題所在。新加坡的科研預算在逐年大幅提高。執掌新加坡科技大權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 A*Star)。他們1991年第一個國家科技五年計劃 預算是20億新幣，2006年計劃的預算已上升到了135億。但新加坡科技創新上的挑戰卻越來越大。在硬碟業的成功之後，淡馬錫控股於1987年支持創辦了特許半導體(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晶片製造業。特許半導體也逐步成長為台積電和台聯電之後的全球第三大芯 片代工企業。但是，它無法在激烈的競爭當與台積電和台聯電抗衡。在2007年經濟危機之後，晶片行業進一步受挫，特 許半導體苦苦支撐，終於淡馬錫決定在2009年把它賣給了財 大氣粗的ATIC（阿聯阿布達比先進技術投資公司），成為其持有的Global Foundries的一部分。繼電子信息產業之後，新加坡開始瞄準生物科技。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黃一莊(Josep 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 技術：創新與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一書中指出，雖然新加坡、韓國和台灣這些發展型政府在推動電子信息產業的創新和趕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 很難複製到生物科技領域。因為他們必須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這種更加依賴科研與產業緊密合作互動且規模效 應顯著的領域，這些小國完全不具備與龐大的美國體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難。新加坡儘管通過招商引資也吸引了一批醫藥和生物科技企業，也創造出了數量不小 的製造業產值，但是距離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研基地仍然遙遙無期。
本文收錄於《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與城市規劃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