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員的高薪，以為是高薪養廉，是很片面的。這些傑出人士來從政，不是錢所吸引的，而是要他們經濟上作出犧牲。如果是為了錢，他們用不著來當官，他們的收入本來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腐敗的誘惑，會起到防腐的客觀效果。
那麼，人們會問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據我的了解，它絕不是人們普遍流行認為的「高薪養廉」，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以廉政作為人民行動黨的強烈的執政理念。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為如此重要的執政理念。所以，人民行動黨的黨徽中間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潔與正直」。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第一屆大選組織政府時，內閣成員就一律穿統一白色裝宣誓就職。這套白裝成了人民行動黨的黨服，在重大集會和節日，行動黨都穿它。表明這個黨以廉政為最重要的價值。為什麼？ 我們知道，新加坡剛獨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時候，它周圍的亞洲國家領袖都是貪得無厭，官員腐敗、墮落、貪污、賄賂、敲詐無所不在。當時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包括新加坡，政府一個比一個腐敗。這些原為受壓迫的同胞爭取自由的鬥士，都墮落成為人民財產的掠奪者。
人民行動黨也是在亞洲革命浪潮衝擊下，為擺脫殖民統治為同胞爭取自由建立的，但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出身資產階級，並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他們對這些腐敗深惡痛絕，他們讚賞當時中國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他們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李光耀說，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我們將不能生存。
有人說，廉政光靠決心和信念是不行的。我認為，如果創業的第一代領導人有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堅定的信念，即使沒有制度保障，而靠領導人以身作則，也可以在他有影響的時候保持政府廉潔。新加坡才建國40年，第一代領導人李光耀時代還沒有過去，如果沒有別的制度，光靠這一點也是可以保持廉政的。
李光耀不但有這種決心，而且長期以來確實以身作則， 從當總理開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紀70年代初，他把部長的月薪從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時候，他還是拿3500 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現在，新加坡領導人一律都沒有政府僱傭的園丁、廚師和傭人為其服務。更何況，人民行動黨不僅有理想、信念和決心，還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來保障廉政。
在證據上，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減少腐敗機會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這個法律的宗旨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 減少腐敗的機會，並使得腐敗發現起來更容易，然後用嚴厲、及時的懲罰來阻嚇犯罪。
這個法律對貪污、賄賂行為作了廣泛的規定；對各種腐敗的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在證據上，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如果一個官員被發現生活闊氣，消費明顯超過收入， 或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法院就可以此作為受賄的證據；法律還給予反貪人員很大的調查取證權，規定被控方家屬和證人有提供實情的義務，否則將受到嚴重處罰。
其次，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減少腐敗的機會，是新加坡反腐敗最重要、最有效的經驗。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國家和社會資源，並大量進行政府投資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設項目都由政府投資，有80%的居民住的組屋是由政府蓋的。錢權交換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由於各種制度健全， 堵塞了腐敗的渠道，使得官員沒有機會腐敗。這種制度就是權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決定都防止任何一個官員可以個人作主，而是幾名官員共同參與決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級別審查決定，各種責任非常明確。
第三，強有力和有效的反貪調查局(CPIB)。現有77人的反貪調查局直接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是防止和打擊貪污賄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於：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賦予很有效的權力和手段，如任何證人一旦受貪污調查局傳喚，都必須前往據實報告，如果發現提供假信息或誤導性信息，將面臨罰款和監禁處罰。新加坡畢竟很小，反貪機構能有效地監控官員，有腐敗行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國的反貪是否成功、有效，有兩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於它的法律是否嚴厲，而在於犯罪者受處罰的機率。如果違法者受處罰的機率很小，即使再嚴厲的處罰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發現的機率很高，它的震懾作用是巨大的。一位專家告訴我，新加坡貪污犯被抓的機率高出菲律賓40倍。在貪污犯被抓機率低的情況下，被抓的貪官往往還很不服氣，會說：為什麼抓我不抓他？認為被抓只是運氣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僥倖。
另一重要因素是對犯罪的規定必須明確。一旦觸犯規定就必須給予處罰，不能再考量各種因素，如看官職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認為違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規定官員接受1000元即為受賄，不能因為人數太多就內部掌握接受1萬元才處理）等因素。這樣，就把制裁界線給模糊了，人們不知界線在哪裡，就會得寸進尺。新加坡這方面非常乾脆，只要發現觸線的人都會受到處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長反對購買波音飛機，但私下透過人向波音公司表示願意提供有償服務。被告發後，儘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斷地解除了他的職務。這位部長最後被人們唾棄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開透明。沒有公開透明就沒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敗之源。公開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務公開透明，所有的辦事程序都法制化、公開，如某工程招標，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們有懷疑，可以投訴。有關部門都應提供材料，並作出解釋。
官員的財產都是公開的，人們對官員的財產有疑問，可以投訴，有關部門應調查並向人們作出解釋，包括對李光耀本人的投訴也不例外。
1995年，有人投訴李光耀父子在購房中有不公正交易。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李光耀和李顯龍（當時副總理）兩處購房過程。調查表明，這兩處購房在預售中發展商給他們父子10%以內的折扣。成交後由於市場房價飛漲，於是有人就向有關部門投訴。李光耀要求將調查結果徹底公開，並把它提交國會討論。在辯論中，反對黨也認為這個折扣是市場的一般做法。由於不遮掩，完全公開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於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污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 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係。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新加坡的廉政來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會、文化氛圍、政府透明、法治和嚴厲查處機構等，高薪是其中一種因素，但決不是主要因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在於做到了使公職人員「不能貪、不想貪、不敢貪」。
把新加坡的廉政歸結「高薪養廉」是錯誤的理論。僅靠高薪是不可能養廉的，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貪婪是無止境的。否則，你不能解釋為什麼那麼多高官有很好的生活條件和待遇，還要貪幾百萬、幾千萬，這是為了生活嗎？前印尼總統蘇哈托家族貪污擁有420億元資產（大概可以占到印尼GDP的40%），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掠奪了國家大約50億到100億元財富，前秘魯總統藤森從國庫貪污了數百萬美元，前薩伊總統蒙博托搜颳了大約50億美元至80億美元（相當於薩伊每年接受國際援助資金的40%），這些作何解釋呢？惟一的解釋是人的貪婪是無止境的。
要防止腐敗，讓官員可以維持社會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們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就必然產生腐敗，像印尼和菲律賓政府給公務員的工資只夠他們三分之一的生活費，逼得官員只有敲詐，很多外國人在從進海關開始就會遇上敲詐。在讓官員保持中等生活水平的條件下，能不能防止腐敗就要靠制度和文化了。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有效並可嚴格執行的制度，貪污受賄就像在自己的銀行卡上取款一樣容易，誰都會這麼做，即使他已經很有錢。
秩序不僅靠嚴刑峻法
說到新加坡，人們都對它的花園城市，高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秩序讚賞不已。而我們過去更多地把新加坡的這些成效歸結於嚴格管理、嚴刑峻法。
新加坡確實是有非常嚴格的管理，為維護公共衛生和秩序，對違法者處以很高的罰款，如在公交車上吸菸、喝飲料會罰款2000新元（相當於一個人一月的工資）。新加坡還保留古代的鞭刑和絞刑。如對在建築物上亂塗鴉者和外國人逾期不回國者，都可處以數月的監禁和鞭刑這樣的重罰。
但是，僅有嚴刑峻法就能產生現代文明和秩序嗎？這點顯然不能為各國的歷史和現實所證明。
在新加坡作研究期間，我藉機會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掃視了一遍。我深信，一個城市的街道、特別是道路交通是最能反映城市的社會秩序、文明水準和政府管理水平的。
在曼谷、胡志明市和雅加達市，摩托車像蝗蟲一樣在街上飛奔，人們不守交通規則，無論是汽車、摩托車還是行人，有的地方也沒有紅綠燈，有的地方沒有斑馬線，你要規矩一點就過不了馬路，會感到路上充滿危險。還有髒亂的街道和店鋪，亂要價的買賣，亂索費的管理人員。還有城市交通設計的混亂，像曼谷市不是地鐵而是地上鐵道（又粗又笨）直貫市中心大道，使城市充滿嘈雜、混亂。每當我從周邊國家城市回到新加坡時，總有一種從混亂回到秩序，從嘈雜回到安寧，從工廠回到花園的感覺。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新加坡環境優美、秩序良好、管理高效呢？我認為，有幾個重要因素：一是新加坡有一套良好的法治；二是有一套優秀的公務員制度和精英治理；三是政府決策的公開和公眾參與；四是有良好的公民教育。如果沒有這些基本因素，光是靠嚴刑峻法，可以建立良好的秩序，但不可能使社會充滿活力；可以使人民懼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賴尊重政府；可以使政府很有力量，但不可以使管理有高水平和富有效率。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來自於它的法治傳統。法治傳統是英國殖民者的遺產，由李光耀這個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以及他的一些從英國學法律出身的同僚們很好地承襲下來。當然，他在繼承英國法制時作了一些適應新加坡亞洲文化的改造，這就是他強調嚴刑峻法的一面。
靠熟悉程序辦事，而不是靠關係辦事，這就是法治社會的特點
我說的法治不僅是指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和秩序的維護， 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規矩辦事，而不是靠關係、人情和隨情形辦事。在新加坡有很多政府投資建設項目，這些項目都靠法制下的公開平等競爭招標，沒有人想要通過關係去拿項目的。在公開招標中如果落選的公司對某公司中標有疑義，可以要求政府說明理由並可查詢有關資料。如果不是按法律規則辦事和有徹底的公開競爭，新加坡這種靠政府控制資源並大量投資的國家腐敗是不堪設想的。
我認識一個為社區志願服務的商人。他有一個娛樂公司，也做一些為娛樂場所從外國引進歌星的業務。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行業，在有的國家恐怕要靠很硬的關係才可以做。但這個老闆說，我不需要關係，我只是很懂得他們的辦事程序。如果我要引進一個歌星，只要他的條件符合政府規定，無論是使館、人力資源部、或警察部門若要拒絕簽證或不給工作準許證，我可以要求他們給我說明理由。如果沒有道理或發現有不公正的地方，我可以投訴工作人員。如果這個工作人員受到幾次投訴，他可能就有麻煩。
靠熟悉程序辦事，而不是靠關係辦事，這就是法治社會的特點。我看到國會議員在處理選民的投訴時，涉及到法律問題時，從不干預實體問題，而只是提出程序性的建議。如某人受警察處罰認為不公，議員只會幫他怎麼申訴，不干預警察的處理。如果某人因被處罰或沒有交電費而被停電，一時交不起錢求助議員，議員不會要求有關部門豁免罰款或電費，而只會建議考慮他的困難緩交。他違法違規應該交錢，沒有人可以通過關係和特殊權力免除它。大家都依法辦事， 不干預別人行使職權。
不僅是公務人員，普通老百姓這種意識也很強。不僅是政府機關，社會組織也都嚴格依規矩辦事。我這次去國立大學東亞所作訪問研究員是一個短期的工作，所以行政管理上與大學的教授是一樣的。
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沒有好的公務員操持，這個國家也會面臨困境
法治是靠好的公務員制度實現的。李光耀曾非常重視公務員制度的建設，他說公務員關係到民主制度的存亡。有再好的民主和法律沒有好的公務員操持，這個國家也會面臨困境。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的民主制度相對比較成功（在激烈的種族、宗教和語言的衝突中得以維持），而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制陷於崩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接過了英國的公務員制度，而印尼則沒有。荷蘭人認為，不應教印尼人怎樣管理自己。 新加坡信奉精英治國，他們重視挑選、培養公務員的做法也是很少見的。
政府會找各行業的優秀人才加入到公務員隊伍。對進入公務員隊伍的人沒有統一考試，但要進行高難度綜合心理能力素質測試，要回答上千道題的問題。為把優秀的大學生吸收到公務員隊伍，在大學裡設立了「總統獎學金」和「武裝部隊獎學金」等各種獎學金，對獲得這些獎學金的優秀學生，根據政府需要的專業，幫助完成學業，有的送出國留學。受政府資助的優秀學生，條件是畢業後當公務員，為政府服務若干年後才得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