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眾所周知，新加坡實行的是英國式內閣制代議制民主，黨派分為人民行動黨外和其他。但是，建國以來，新加坡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的國家。民主機制下的威權政治，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
向新加坡學什麼？
在我們所熟知的「新加坡經驗」中，有幾點被尤為推崇：一是威權體制，把新加坡的高速經濟發展歸結於一黨執政的權威主義體制；二是「高薪養廉」制度，把新加坡的政府廉潔歸結於「高薪養廉」；三是嚴格管理，把新加坡政府高效和良好的治理歸結於嚴刑峻法的管理。
2005年7月到10月，我有幸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邀請做訪問研究，使我有機會對新加坡的制度作親歷考察。我發現上述被推崇的「新加坡經驗」使人們對新加坡的了解有相當大的誤導。我想談談我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的經驗，及我們應該向新加坡學什麼的一些看法。
民主機制下的威權政治
新加坡確實是一黨執政權威體制發展經濟的成功範例。這一點被廣泛地用來證明權威主義體制有利於經濟發展。
不錯，新加坡是一個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的國家。李光耀也一直以新加坡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小國，不能出現多黨紛爭政治，否則將難以生存這樣的話來警告國人。新加坡也確實在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實。我認為，新加坡的成功並不在於它的權威體制，而在於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和發憤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為民服務，以爭取人民支持的結果。
要了解新加坡經驗，必須了解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和它的政治制度。新加坡到底是一個什麼制度？是民主制還是個專制政府？它有一個完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度，而又有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有一套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國的理念；它以英文作為官方語言（就是官方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維方式），但又有76%的人有中國血統（又有很深的中國人的品性）。
人民行動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有嚴密的黨組織並有黨的外圍組織職工總會、青年團和婦女團，特別在基層有黨支部。有一套嚴格發展黨員的制度，黨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
它不是一個以勞動者為基礎的政黨，而是一個精英分子政黨，是一個議會制政黨，而不是一個革命黨。它是通過多黨競選上台的，並且必須贏得五年一次的國會選舉才能執政，政府官員必須通過像西方議員一樣的競選過程。
當然目前的選舉並不是很公正的：人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利用手中的權力，制定選舉規則、運用財政和政府資源、操控選舉程序（如在選區劃分、候選人資格審查等）、掌控媒體輿論，甚至最後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壓反對黨。但不管怎樣，它形式上還是多黨制，黨還是要靠打「選戰」，最終要靠多數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於人民才能執政。正是這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被人們和國際社會承認其合法性的基礎。
儘管反對黨非常弱小，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無法挑戰人民行動黨，儘管執政黨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體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對人民行動黨仍然有很大的壓力， 人民行動黨對待選舉的認真態度，與西方多黨制國家政黨競選有相同之處。
由於人民行動黨最早是靠議會民主制上台的，儘管長期由它一黨執政，它可以利用各種民主的手段保證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廢除民主制形式。它雖然有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但它一直保持著黨內民主、黨內的開放思想和不同觀點。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執政黨是通過議會和政府等政權的形式執政，而不是直接執政。競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在聯繫人民群眾與政府方面起著支撐整個政權的作用，這點與西方民主的國家沒有區別。
新加坡的成功在於真正「為民服務」。如果只講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權威統治一面，不講它時刻為民辦事，為爭取人民支持和選票的民主基礎，只講嚴刑峻法的管理，不講它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和嫻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對新加坡經驗的極大誤解。
「為人民服務」決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下面我們來看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如何「為民服務」， 爭取民意支持的。 新加坡實行英國式的內閣制代議制民主。除有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外，還有很多反對黨。人民行動黨在歷次大選中的得票率最低的時候只有61%，高的時候84%，本屆議會得票率為75%。由於計票方法的問題，反對黨在國會中只有2個席位。
人民行動黨是怎麼在公開競選的條件下持久地贏得多數選票支持的呢？經調查研究，大致有以下幾種因素：
一是注重民意，為民服務。二是利用政府資源為執政黨大做民心工程，爭取選票，如競選時作出政治承諾，最後由政府買單。三是執政黨掌握了選舉遊戲規則的制定權，在選舉程序上作出有利於執政黨的安排：如選區劃分每次都可以改變，並且隨意分割，這可以把反對黨支持者集中的力量拆散；採用集選區制也很不利於反對黨取勝。四是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包括以候選人登記製取消政敵的候選人資格； 通過對法院的控制來制裁反對黨。一位外國批評家說，「在新加坡，通過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評者破產，從而使他們退出政壇，使用誹謗罪起訴來搞倒政敵，是新加坡政界高層慣用的方式。」
然而在以上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靠真誠「為民服務」這一條，沒有這一條，而靠後面這些不正當的手段，人民行動黨肯定早就被人民轟下了台。在我走訪的一些學者和普通人中，對人民行動黨最不滿的，也就是它採取後面這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由於它真的認認真真為民辦事，也確實辦得不錯，人民也就容忍了這些。而這些也是人民行動黨的危機所在。
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信念是以民為本，心繫群眾，關懷草根。它是怎麼落實這些理念的呢？具體通過國會議員與黨的社區領袖攜手紮根基層，以為民服務為宗旨，全心投入為選區服務，多種方式聯繫選民，定期接待選民，聽取民意，把脈民生，為民眾排憂解難。這些口號和方法我們聽起來非常熟悉，似曾相識。但對人民行動黨來說，這決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它是通過點點滴滴的為民辦事，才爭來了執政地位。
一個議員一年最多接待了5萬選民
我去走訪的正好是李顯龍總理的集選區（一個選區選多名議員，而且是各政黨組團隊來競選），與他一同選區的議員告訴我，李顯龍當副總理時也要每周來接待選民，現在當總理不能經常來，但每周也要委託人來接待選民。這個集選區有5個議員，把選區分成5個小區，每個議員固定聯繫一個區。
來選民接待站求助的問題，根本不是在我們這裡看到的那麼嚴重的上訪問題（或冤假錯案，或告貪官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遷等等），而在我們看來多數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個人小事。來投訴的問題通常是：希望能更快地分配到組屋（新加坡政府為高收入以外的居民提供的一種低價商品房）；孩子能不能報讀更好學校；外籍配偶能否申請永久居民？有的是要求找工作；有的要求暫緩還貸款或緩交水電費；有的是子女不贍養老人；有的是鄰里糾紛樓上影響樓下的安寧，等等。
來求助的問題並不是議員都能解決，很多情況下議員只是給來訪者提供正確解決問題的途徑和信息，對一些問題提出處理意見、建議轉交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議員有的也要求政府或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來現場辦公，當場解決一些選民的投訴。對極少數十分貧困的求助者急需要錢的，議員當場開出一張小額支票，以解燃眉之急。有關部門會十分重視議員的來信，會儘量解決求助的問題。有些大的、困難的問題，或有關部門沒有很好解決答覆的問題，議員有機會向部長提出，政府專門安排了議員與部長共同進餐的場所。不管投訴的問題是否能解決，有關部門都要給予投訴者答覆或給一個合理的解釋。
除了接待選民，議員還必須走訪選區與選民保持廣泛的接觸。訪問選區是十分辛勞的事。一種是撒網式的，利用半天時間走訪選區內的幾個點；一種是每周進行一次挨家挨戶的訪問，一戶一戶地認識居民。國會議員要確保大選前訪問每一座組屋的每個家庭至少兩次。通過訪問，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爭取選民的支持。
人民行動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
人民行動黨把整個執政基礎深深地紮根在基層。人民行動黨在基層還通過各種組織為選區公民提供服務，主要有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和人民協會。
這些社區服務組織都掌握在人民行動黨的基層領導手裡。這個領導就是選區國會議員。國會議員既是選區黨組織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區基金會的主席，也是人民協會的顧問。就是說，所有「為民服務」的好事都由黨的國會議員包攬。
很多去過人民行動黨總部考察的外國領導人、官員和學者，都對行動黨總部小樓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機場路邊，在許多居民組屋中間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只有二層高的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曾多次有人提議在市中心最繁華的烏節路建一座行動黨總部大樓，新加坡行動黨經過反覆考慮取消了這一計劃。認為其總部大樓建在市中心太顯眼，使人民隨時感到其高高在上。於是總部從繁華鬧市搬到了遠離市區的居民區。
行動黨總部這麼少的工作人員，表明它沒有、也不可能承擔任何政府職能。還表明黨的核心並不集中在上面。可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選區人民群眾中。行動黨不顯示權力，而是時刻告誡不忘人民，不能脫離人民的支持。並且從制度上保證這樣做，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民主體制下一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所在。
新加坡是個民主制政體，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社會自由還是有的）；有嚴格的法治，但並不充分保障現代人權；有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政府控制無所不在。
向新加坡學什麼？是只學上述的後者，不學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礎上，通過政權途徑打造民心基礎，那就是對新加坡經驗的極大誤讀，會把人引向歧途。要知道是人民行動黨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礎上的執政，才使它有權威的統治和立於不敗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選是一把懸在人民行動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失去政權的危險，使它一直充滿著危機感，督促它時刻不忘記人民。這才是它認真為民服務的內在的、永久動力。
「廉政」並非高薪養
根據透明國際全球腐敗指數顯示，2005年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亞洲最清廉的國家。新加坡的政府廉潔為世界所公認。新加坡所處的周圍國家和地區腐敗叢生，為什麼新加坡一枝獨秀保持清廉？
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來的人們告訴我們，新加坡的經驗是「高薪養廉」。很多學者和官員對新加坡的「高薪養廉」讚賞不已，躍躍欲試。
新加坡是怎麼保持政府的廉潔，是高薪養起來的嗎？這是我到新加坡後特別想搞清楚的問題。
為弄清這個問題，我先後走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人民行動黨總部、國會議員和有關政府官員。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一個重要的、顛覆我們觀念的理論是，新加坡政府實行官員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養廉的，而是為了吸引人才。國大政治學系反腐研究專家Jon S. T. Quah 教授告訴我， 新加坡政府官員高薪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真正開始實行的。在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決了廉政問題。 在殖民地政府時代，新加坡也是很腐敗的。當時公務員工資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來獨立建國時， 給這個沒有任何資源的新生小國留下的是大量的財政赤字。人民行動黨當時就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但為了減少開支，不得不大量削減公務員的工資。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是很低的，1973年開始給公務員每年多發一個月的薪水，但水平還是很低的。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減少政治領導人和高級公務員與私營企業界高級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敗的刺激。1989年較大幅度提高工資。1994年實行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年薪與6個私營企業界前4名高級人員的平均工資掛鉤的政策，部長和高級官員拿他們三分之二的薪水，並根據經濟狀況上下浮動。以2000年為例，總理年薪為194萬新元，部長為142萬新元，政務部長或其他頂級公務員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70萬新元，中級官員約10多萬新元。
提高領導人薪金的出發點，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時，單位組織去越南旅遊（費用自己掏，單位補助一點），可帶家屬，費用自理。所長家屬與我們一起旅遊。同事告訴我所長夫人是政府的一位副部長。根據我們的經驗，部長應該是帶著她的家屬「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會與我們跟團隊旅遊。
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公務，有點業餘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點的地方，我介紹了一個地方。部長一行四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與部長開玩笑說，我能給部長開車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
由此看來，與其他國家比，新加坡官員是不是「高薪」 制還不敢肯定，需要對隱性收入作複雜的計算。即使是高薪制，這種高薪也充滿著責任和風險，離任職務後政府沒有給他任何的保障。 當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領導人薪金的出發點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也防止人才流失。雖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 我們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他納賢的對象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並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傑出人物。如果發現合適的人選，行動黨會勸他們棄職從政。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的年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來當一個部長少於100萬也是不太容易勸人家來從政的。新加坡人不太願意從政，要從社會招攬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