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部村莊的設計師巧妙地將空中花園與垂直綠圃等綠色概念融入該組屋項目內，讓海軍部村莊最終脫穎而出，成為2017年空中綠意獎，最高榮譽的特別傑出獎得主。（聯合早報）
《香港01》早前做了一個《星印潔凈政策》系列報道，以新加坡和印度為學習個案，講述這兩個國家如何通過政策來保持國家的清潔。光是新加坡就用了三篇專題報道的長度，大讚新加坡如何用50年的時間成為全球最乾淨的國家，猛往新加坡人臉上貼金。身為新加坡人的紅螞蟻，聽了都倍兒爽，以下是紅螞蟻從報道中整理出來的。
生於60年代的蟻粉，一定看過依然是南洋小海港的新加坡。那時我國林立著破落的甘榜，市中心克拉碼頭對岸仍是殘破不堪的木造房屋，新加坡河也只有垃圾沒有魚，臭氣熏天。
沒看過漂滿垃圾的新加坡河的蟻粉，可以看看以下圖片：
（市建局）
年輕蟻粉如今看到的新加坡河，已是經過長期治理的結果。不僅河水變得清澈，河畔也酒吧餐館林立，讓國人和遊人都流連忘返。
（聯合早報）
究竟新加坡過去這50年做出了什麼努力，把我國打造成世上最清潔的國家呢? 讓紅螞蟻帶領你坐上「時光太空梭」，回到建國之初……
回顧建國初期，「清潔城市」可謂新加坡的首要國策。
已故總理李光耀當時提出，以「植樹綠化市區」作為城市未來建設的大方向，並且嚴格規定新加坡在各個方面的清潔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潔凈市容、完善排污配套建設等。《香港01》周報形容，在當時的新加坡社會，這顯然是一種極為前衛先進的想法。
1968年，即新加坡獨立後三年，李光耀認為國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圍而出，就必須從提升城市的潔凈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潔」（Keep Singapore Clean）運動。全民清潔大行動則從2017年起，改名為「保持清潔，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
李光耀在發起這項運動時說明了原因：
「更清潔的社區能帶來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氣，降低患病率，從而為通過工業和旅遊業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目標是「讓新加坡成為本區域最清潔、最環保的城市。」
首先是推出環境公共衛生法，務求培養國民的清潔意識，也奠定了新加坡以後以「罰」來規範社會不良行為的基礎。
另外，當年政府又制定政策讓路邊攤檔和街頭小販搬進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內，一來可改善市容，二來亦能保證食肆的衛生情況，降低食物安全風險。接著就是逐步整修市內的排污處理系統，清理新加坡河道。養豬和養鴨活動也逐漸喊停，國內的舊式馬來甘榜屋逐步拆卸，將區內居民全部搬入政府興建的組屋，整治市容。
1965年巴梭拉街（Bussorah Street）的流動小販出售各種各樣食品，如蛋糕、點心和糖果等。（Low Yew Kong)
1983年牛車水過去的街頭集市。（聯合早報）
有人說新加坡的清潔，是被罰出來的
這項全國清潔運動還首次引入「亂拋垃圾罰款」的懲罰性措施。在建設「花園城市」期間，由於常以法律來制約國民的行為，新加坡在不知不覺中，也被取笑為——「罰款城市」（Fine City）。
亂拋垃圾罰款，節節高。起初，亂拋如菸蒂、停車固本等的初犯者，可被判罰款200元及接受15分鐘的輔導。重犯者以及亂拋體積較大物件、如飲料罐及報紙等的初犯者，得接受1到12個小時的勞改，並可被罰款1000到5000元不等。
2009年初犯者罰款額從200元增至300元，2013年初犯者罰款額增至500元，義務稽查員加入取締垃圾蟲行列。2014年修訂法令，將初犯者的最高罰款額從1000元增至2000元；第二次被控者最高罰款額從2000元增至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罰款也從5000元增至1萬元。
新加坡封殺口香糖已經舉世聞名。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立法禁止製作、入口及售賣香口膠，違者會可被罰款高達1萬元和面對一年的監禁。
隨意投喂鴿子，違者可罰款500元。
根據環境公共衛生條例，用完公廁後不沖水，如果是初犯，罰款可高達1000元，重犯則是2000元，三次或以上則是5000元。此外，NEA也對沒有保持廁所乾淨的業者展開執法行動。當局從2014年4月1日起，將罰款額從$100增加到$300。
地鐵列車及輕軌列車都嚴禁乘客在車廂內抽菸，可被罰1000元；在車廂內吃東西和喝水可被罰款500元，乘客也被嚴禁攜帶榴槤上公共運輸工具。
地鐵的罰款告示牌。（網際網路）
在公路設施法令下，胡亂停放腳踏車阻礙公共道路的人，可被罰款最高2000元。
種種罰款旨在全方位維持城市的潔凈面貌。李光耀非常了解見微知著的重要性，堅持城市生活的細節是最需要受到規範的部分。
「罰款城市」的笑話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談，有商家還突發奇想，出售印有新加坡罰款告示牌的T恤衫，讓旅客當紀念品買回家。
（新明日報）
令人欣慰的是，「罰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語中有雙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罰款」。 所以Fine City也有雙關意思，既指新加坡是個「美好城市」，也是「罰款之都」。
獅城的潔凈並非國民的功勞 全賴清潔工人的辛勞？
數十年來，新加坡政府花費了大筆金錢去打掃城市，市容也大幅改善。不過，從根本來看，歷時已久的清潔城市國策，有真正提高市民的清潔意識嗎？
良策未必可完全根除弊病。為了保持「清潔城市」的美譽，政府耗資巨額來清理垃圾、制定改善街道環境的措施，包括聘請大量的清潔工人。
曾任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的陸聖烈告訴《香港01》周報，在「保持清潔，新加坡」全國衛生計劃啟動之初，政策成效是可見得到的。愈來愈多人開始注重公共衛生，減少亂丟垃圾。
1989年新加坡的清潔工人只有2100名。隨著經濟起飛而變得富裕，也更容易藉助外來的廉價勞動力清潔城市。今天新加坡街頭之所以如此乾淨，全賴一大群清潔工人按時打掃。
陸聖烈表示，新加坡近年衍生出一大群外勞清潔工，隨時隨地打掃街道，讓新加坡維持整潔。2018年，單是向國家環境局註冊的清潔工人就有5萬6000名，當中還未包括數以千計的獨立合約承包商的雇員。據《今日報》報道，新加坡每年花費約1.2億來清潔公共空間。
（聯合晚報）
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的清潔城市運動，最終是否有從根本上培養國民自律清潔的習慣？還是只以粉飾性的措施來製造清潔城市假象？
陸聖烈說：
「新加坡不是一座乾淨的城市。它是一座被打掃乾淨的城市。」
我國副總理尚達曼2017年11月在出席「清潔與綠化新加坡」嘉年華時也說，新加坡人在保持環境清潔方面有待改進。他希望更多國人能關心社會，改變生活習慣，全民協力打造清潔宜居的家園。
他說，
雖然新加坡有五萬名清潔工人，也有許多義工幫忙撿垃圾，但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不能單靠清潔工人和義工來保持環境清潔。
顯然，副總理先生覺得我國人民還不具備妥善處理垃圾的自律性。
確實是這樣。根據國家環境局的數字，當局在2017年共開出超過3萬2000張亂拋垃圾罰單，創下8年來新高。每十張罰單里就有超過6張屬於本地垃圾蟲。換句話說，當局2017年平均每天開出約88張取締垃圾蟲的罰單，這還沒算進那些沒有被當局逮到的垃圾蟲呢。
垂直綠化 應對土地不足
過去半世紀，新加坡在城市清潔上以」模範生」姿態贏得世界讚頌。城市綠化的極致也反映在近代的新加坡面貌上。
踏入21世紀，城市設計和規劃也邁入「綠色」時代：讓花園及綠化帶都生長在縫隙里，與混凝土並存共生。
新加坡總面積721.5平方公里，人口約有550萬人。地平線上的土地面積不夠，我國政府就想到了「垂直綠化」：綠化大樓的外立面、空中花園、屋頂綠化帶等等，政府巧妙地把綠色元素植入城市建築物的硬體配套中，嘗試衝破開闢綠化帶的固有思維，開拓出不占地面土地的綠化空間。
著名的皮克林賓樂雅酒店（Parkroyal on Pickering），就是垂直綠化建築的代表作。垂直花園和空中花園讓它宛如16層樓高的大樹，綠意盎然，成為牛車水一帶的亮眼地標。
樓高89米的酒店建築外觀參考類似梯田的設計，種植了20多種有遮陽作用的綠色植物，十分注重酒店內外的垂直綠化系統。酒店也採用開放式設計，每四層樓都設有戶外走廊，營造「空中花園」的感覺。
酒店同時採用了大量融合綠色和節能元素的配套設施，包括植被牆壁、人工水景、雨水灌溉等，並全部以太陽能設備發電。
皮克林賓樂雅酒店是垂直綠化建築的代表作。（海峽時報）
皮克林賓樂雅酒店正面看宛如一座立體城市森林。（網際網路）
據《香港01》周報，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陳培育指出，政府早在上世紀帶頭提出植樹式城市綠化的願景。至於「摩天綠化」工程，則在2000年才起步發展。通過法律規限、獎勵等去推動高樓增加綠化空間，在這十多年來，成績有目共睹。
2005年，為提升發展商、設計師和建築商的環保意識，推廣可持續建築方式，建設局推出「綠色建築」標誌計劃，對建築物的環保設計進行評分，對符合標準的建築設計頒發四個等級的獎項。
2013年的數據顯示，新加坡當年已有500多棟建築設有綠色天台，面積超過60公頃，相當於84個足球場。全國的垂直綠化面積超越了美國綠色天台領軍城市——芝加哥的51公頃。
截至2017年，我國共有超過3100個綠色建築，即約34%的建築已獲綠色建築標誌認證，穩步朝2030年至少80%建築為綠色建築的方向邁進。
紐頓軒公寓是一座「綠色建築」，它的停車場、游泳池旁都種植了花草樹木，綠色面積比占地面積高出30％。(WO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