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在時代的轉折點上誕生。彼時，會館傳統功能式微，年輕一代興趣漸失，宗鄉組織的角色與定位愈發模糊。然而，一群篤信 「宗鄉精神」 仍具價值的人，毅然選擇迎難而上。他們深知，宗鄉會館不僅承載著 「根」 與 「源」，更是傳承文化、凝聚社群的重要力量。
他們從無到有地創建了宗鄉總會：沒有經費、沒有會所、沒有全職人員，卻有著共同的信念與不懈的堅持。那段艱辛而充滿理想的草創歲月，奠定了宗鄉總會此後四十年發展的根基，也成為一切成就的起點。
2025年，適逢宗鄉總會成立四十周年，我們採訪了四位見證者：蔡錦淞、方百成、柯木林和林文丹，他們講述了當年的經歷、抉擇與堅持。從他們的回憶中，我們不僅看到一個社團的誕生和發展，更感受到那份跨越時代的信念與力量。
蔡錦淞：使命感促使我投身華社
▲1989年宗鄉總會主辦「邁向新世紀」研討會，黃祖耀主席（右）、蔡錦淞（中）贈送字畫給主賓時任貿工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李顯龍（左）
蔡錦淞擔任宗鄉總會秘書長近20年（1987-2005），他不僅見證了總會的孕育和誕生，更是整個過程的重要推手。他在四十年後回憶起成立總會的背景，以「換班的年代」形容會館當時的處境。
他說當時會館普遍面臨三重「換班」：一是輩分換班，創辦會館的老一輩逐漸退場，而年輕一代卻有不同的歸屬感，由此衍生了接班人的問題；二是語言換班，隨著英語成為工作與教育語言，華語和方言逐漸式微；三是功能換班，新加坡獨立後，經濟與社會建設齊步推進，會館的傳統功能逐漸被削弱，生存價值被質疑。20世紀80年代的會館，可說是進入一個沉寂的階段。
1982年，年僅36歲的蔡錦淞成為晉江會館歷來最年輕的會長，他帶領會館積極開展文化與教育活動，讓沉寂的會館重現生機。
1984年4月15日，不管部長王鼎昌訪問會館雲集的丹戎巴葛選區，聽取會館領袖的意見。晉江會館教育股主任曾淵滄博士提問有關會館在國家獨立後存在的價值。蔡錦淞也在之後的座談會上提出政府應重視現有的民間團體，尤其是宗鄉會館，鼓勵這些組織參與社區發展。
隨後，在王鼎昌和時任總理公署高級政務次長莊日昆的積極推動下，會館代表和政府多番接觸討論後，決定由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南洋客屬總會、晉江會館、廣東會館、三江會館、福州會館、瓊州會館及惠安公會這九個宗鄉團體聯辦全國宗鄉會館研討會。1984年12月2日，歷史性的全國宗鄉會館研討會正式召開，近千人出席了研討會。會上提出十大建議，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成立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85年12月12日，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正式獲政府批准註冊。1986年1月27日，宗鄉總會成立典禮在香格里拉酒店隆重舉行。
蔡錦淞回憶說，總會草創初期，可說是四個「沒」：沒人、沒錢、沒會所、沒信心。首批加入總會的會館只有約65家，占了所有300多家會館的大約20%。資金也是由以福建會館和潮州八邑會館為首的七大會館捐獻，會所則暫借福建會館場地。至於信心方面，華社還是有所顧慮，擔心總會成立的最終目的是合併所有會館。因此，總會要爭取更多會館領導層的信任，使他們願意加入，必須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要舉辦有質量的活動，二是要擴大活動規模，鼓勵會員與總會聯辦活動，並在經濟上和人力上給予支援。
要舉辦活動並不容易，每項活動都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當時總會執委會大約有二三十個成員，大家都是義工，秘書處只有林文丹一名全職員工，凡事都要委員們親力親為。蔡錦淞說，義務工作吃力不討好。他整日為會館事務奔波，經常忙到深夜，很少有時間好好陪伴家人，甚至除夕夜也無法和家人團聚。到後來，他甚至連自己的生意都兼顧不了。儘管如此，對於走過的路，他無怨無悔。「能與志同道合的夥伴朝同樣的目標努力，這個過程很讓我懷念。因為帶著使命感做事，儘管辛苦，但所看到的成果不只是當時的，甚至在某個程度上還改寫了歷史。」40年後的今天，他回望總會的成就，感覺自己當時的汗水和辛勞沒有白費，內心深感滿足。
回顧過去40年，身為第一代領導人的蔡錦淞認為，總會從「換班的年代」所處的危機中，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雙語政策的成功使得今天的華族青年能自如運用中英雙語，新移民的加入也維繫著會館最初的使命。如今，許多會館都成立了青年團和婦女組，推出不少有創意的活動，表現亮眼。大家更願意為宗親鄉親服務，為傳統文化效力。蔡錦淞希望會館紮根在這樣的土壤上，能培育出更壯碩的果實。
方百成：文化為根 行動為筆
▲方百成（右三）在1995年的「春到河畔」新聞發布會上講話
在宗鄉社群里提起方百成，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文化人」三個字。四十年來，他活躍在宗鄉社團的不同舞台，從方氏總會到福建會館，從宗鄉總會到「春到河畔」，始終以文化為根，以行動為筆，書寫著屬於新加坡華社的文化篇章。
方百成說：「我天生熱愛文化，對服務社會有一份熱情。」從青年時期開始，他就投入宗鄉社團工作，參與籌辦各種文藝活動和文化教育項目。1986年宗鄉總會成立後，方百成受邀出任文化組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專門負責總會的文化事務。方百成回憶說：「宗鄉總會成立的首十年，可能當時自己比較年輕，感覺大家以無比的熱忱和不倦的創意積極投入，令活動百花齊放。」
「春到河畔迎新年」是宗鄉總會的標杆春節活動，也成為我國華人新年裡的一大盛事。它每年不僅吸引華族前來參觀，還吸引其他族群和海外遊客共享春節的熱鬧氣氛。而這項全國性節慶活動背後的靈魂人物，正是方百成。從組織、策劃、籌備到推進活動，他都年年在場，親力親為，從1987年至今，從未缺席。
在方百成看來，「春到河畔」不僅是慶祝活動，更承載著文化記憶。新加坡河是母親河，早期南來的先輩在此落腳謀生、落地生根，「春到河畔」在新加坡河畔舉辦，具有撫今追昔的意義。他始終相信，文化必須「活在生活里」，而不是束之高閣。「我們做這些活動，不是為了熱鬧，而是為了讓大家在節日與藝術中感受到文化的溫度。」
舉辦大型活動並非易事。方百成坦言，最大的挑戰是籌募經費。如果遇到經濟不景氣，一些長期贊助商可能無法繼續贊助或必須減少贊助費。因此，他對持續熱心贊助的機構一直心存感激。他說，籌到的錢必定好好使用，才不會辜負贊助商的心意。
2023年，方百成因長期推動文化傳承而獲頒公共服務獎章（PBM）。他說，「我的成績，是因為身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戰友互相扶持，這個獎是大家的功勞，大伙兒的榮耀。」此外，他也感謝家人的支持，從不因為他忙於服務社團而有所怨言。他也表示，幾十年的義務工作並不輕鬆，但他也從未想過名利，「我享受完成工作的快樂，晚上能睡得甜蜜」。
如今，總會的規模和創會初期不可同日而語。談到會館的未來，方百成坦言，現代社會活動太多，選擇太多，宗鄉社團要吸引年輕人，就要不斷檢討與更新活動形式，確保它們符合年輕人和現代生活的需求，年輕人才會到會館活動，會館才能履行其社會功能，具有歷史意義的會館才不會走入歷史。
柯木林：會館的歷史需要有人記錄
▲柯木林（右三）在他主編的《新華歷史人物列傳》發布會現場
如果要為宗鄉總會四十年的發展找一位見證者兼記錄者，柯木林無疑是最理想的人選。他自1986年至1995年擔任宗鄉總會的首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後來因海外工作關係一度離開，之後於2010年再度出任這一職務。三十多年來，他既是研究者，也是參與者，以學者的遠見和目光，記錄並見證了宗鄉總會從創立迄今的歷史進程。自1972年起，柯木林先後出版了20部歷史著作，並於2019年榮獲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頒發的華族文化貢獻獎。
在他看來，1986年成立宗鄉總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那時，新加坡剛建國不久，會館的傳統功能逐漸式微。過去，會館主要負責協助鄉親、調解糾紛、扶危濟困；但隨著國家建設與社會制度的完善，這些功能漸被取代。會館必須找到新的角色，要從幫助生活轉向傳承文化、凝聚社群。
柯木林把會館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從萊佛士開埠至今的200年歷史，是一個不斷應對挑戰、重新定位的過程。第一階段（初始階段），從1819年至1890年《社團註冊法令》實施前，這是華人社會紮根與互助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會館承擔起教育、慈善與社群凝聚的角色，從而奠定了今後會館的活動核心理念與構建公民社會的原型。第二階段（危機時期），從1890年至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前，會館先後經歷三次危機：1889年《社團註冊法令》頒布後，社團受管制；日治時期停頓以及國家獨立後的社會重組。第三階段（變革求存），從1965年至1986年宗鄉總會成立前，會館陷入低潮，站在十字路口轉折點。第四階段（轉型新生），從1986年至今，宗鄉總會成立，會館文化全面轉型，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幫助基本需求轉化為保護、發揚與傳承華族文化的堡壘。
作為首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柯木林主導編輯與出版宗鄉會館史料，建立系統性的檔案整理機制。他認為：「總會的歷史，必須有人整理。只有留下文字，後人才能理解它從哪裡來、為何重要。過去，會館發揮的是傳統功能，現在要發揮新的社會功能，要有文化底蘊與實力，才能走得遠，除了保衛傳統，如何協助新移民融入其他族群也很重要。」
談到未來，柯木林認為：「個別的會館可能會因為後繼無人或財政困難而消失，但作為海外華人文化重要部分的會館文化不可能消失，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借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挑戰與反應』理論，凡是能適應環境的文化，都會以新的方式延續。」
林文丹：我把青春獻給了總會
▲2014年，蔡天寶會長贈送紀念品給榮休的林文丹
1987年6月1日是林文丹40歲的生日，也是她開啟負責宗鄉總會秘書工作的第一天。她當時只是受聘為助理執行秘書。那時總會剛成立不久，會務不多，也沒有經費聘請全職員工，因此她還同時兼任福建會館的助理秘書。
「我沒有辦公室，沒有任何辦公室的設施、器材。當時被安排坐在福建會館執行秘書程瓊波跟前的一張單人沙發椅上。」林文丹回憶她人生中重要的第一天。「面對一堆枯燥乏味的會議記錄，我如坐針氈，第一天就懷疑自己是否適合這份工作。」
第二天，林文丹被安排到福建會館二樓愛同校友會辦公室的一個角落。一張小桌子，一張椅子，一個小型的文件櫥櫃，一架舊風扇，就成了她的辦公處。由於窗戶年久失修，下大雨時，雨水就會嘩啦嘩啦地往她背後灑。這樣的日子，她一熬就是兩年。她承認曾動過放棄的念頭，但為了不辜負介紹她入會的老同學的信任，還是決定堅持下去。這一堅持就是27年，她把最美好的歲月都奉獻給了總會。
在這27年的時間裡，林文丹一路見證了總會的成長，從一間小辦公室發展為擁有獨立的會所，秘書處也從只有她一人擴展到約20名正式員工，理事會成員由最初的15位增至31位，執委會委員穩定在40至60人之間，各類基金與評選委員會成員逾百人。
在黃祖耀會長的時代（1986-2010），總會進入文化教育事業的黃金期。執委會在蔡錦淞秘書長的領導下，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有數百個。黃主席熱心教育，熱愛中華語言與文化，他建議編寫《華人禮俗節日手冊》，讓年輕一代了解傳統節日與習俗。林文丹全程參與了這本手冊的執行與協調工作，她自豪地介紹說：「在各方努力下，手冊在兩年內編寫完成，首印5萬冊一售而空，之後四度再版，總銷量約七八萬冊，創下了新加坡書籍銷售市場的奇蹟。」
為激發莘莘學子對學習中文的興趣、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總會還積極主辦華族文化營、華文書刊展、詩歌朗誦、辯論、書法比賽等各種活動，並陸續發起成立華裔館、華助會以及多項文化教育基金，成為凝聚華社的重要平台。
林文丹認為，總會初創的20年，培育了華族年輕人對自身語言與文化的認識；加強了會員團體的聯繫，鼓勵會員團體把傳統文化活動融入常年活動之中。如此一來，既能豐富自身的會務活動，又能與國家的發展接軌。總會也組織會員參觀其他族群的廟宇、文化地標等，並與異族同胞進行文化交流，通過加深了解，促進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