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法國《費加羅報》
採訪-作為全球化十字路口的東南亞，新加坡對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感到擔憂。其外交部長維文·巴拉克里什南（Vivian BALAKRISHNAN）呼籲在這兩個世界主要大國之間建立新的平衡。
塞巴斯蒂安·法萊蒂（Sébastien Falletti）
新加坡外交部大樓照片
《費加羅報》（LE FIGARO）問：你是否擔心中美關係緊張升級?
維文·巴拉克里什南答：我很擔心。中美關係是我們都面臨的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量。如今，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戰略挑戰遠遠超過了蘇聯，即便是在冷戰高峰時期。我認為，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同樣實力的競爭對手。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問題是，華盛頓和北京將如何能夠達成一種新的權宜之計。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我們迄今享有的繁榮與和平將受到威脅。即使雙方這樣做的程度很小，緊張局勢的不斷升級也將導致增長放緩，從而增加風險。所有這一切都將付出一定代價。所以，這意味著，未來20年將是至關重要的，有著潛在的危險和破壞性。
問：我們應該擔心公開的軍事衝突嗎?
答：我認為我們應該始終努力面對現實。我很是擔心當前的局勢與19世紀末局勢之間的相似之處。那時，是一個貿易的黃金時代，但也是一個全球化、技術進步、帝國化和嚴重不平等的時代。當時的英國統治的是一個日不落帝國，在歐洲與新興大國德國對峙。那個時候，沒有哪個頭腦正常的人願意發生衝突。然而，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卻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問：中國是否在試圖改變現狀?
答：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他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力量，足以說:「必須調整規則，實現新的力量均衡。」在過去的7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其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份額在二戰結束可能是40%左右。幸運的是，美國在以一種開明的方式行使這種權力，建立了基於國際法的世界秩序，我們都從中受益，尤其是中國。但是，如果你看看目前的趨勢，這個單極時代正在走向終結。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我們都正在走向多極世界。我們需要了解這些變化，並著手更新全球規則系統。我們希望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美國、中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都能夠進入新的規則系統。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將開始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如果我們做錯了，那麼我們將有一個動盪和困難的時期。
問：東南亞已經成為這種新競爭的戰場了嗎?
答：我不會把東南亞定義為戰場，而是一個充滿機遇的舞台。我謹禮貌地提醒兩個大國，他們在東南亞都有重大的機會，而且東南亞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但美國在東南亞的投資超過了中國、韓國、日本和印度的總和。我還要提醒他們，試圖把我們變成附庸國或強迫我們選邊站是不明智的。
問：你希望美國在亞洲長期存在嗎?
答：我認為，毫無疑問，我們都希望美國堅定地、持久地參與到亞洲的事務中來。即使我們正在向多極世界過渡，美國的領導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問：你對拜登（Biden）政府有何期待?
答：拜登政府必須制定一個與中國的競爭和合作的合適戰略，並探索在東南亞做更多事情的機會，因為東南亞仍然是一個年輕的地區，該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至少持續20年,而且將會成為中美兩國的重要夥伴。
問：您擔心南海的局勢緊張嗎?
答：新加坡在這些水域沒有領土要求，但我們在那裡有利益。我們需要南海的和平與穩定，這裡有5萬億美元的貿易量。任何感知風險或實際風險的增加都將對我們的經濟產生直接影響。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各方應保持密切溝通，並明確真正的紅線是什麼，以防止衝突的發生。航行自由必不可少。基於國際法解決爭端的能力，是全球化賴以生存的基礎。
問：中國有可能融入全球體系嗎?
答：如果你不落入意識形態的陷阱，那麼中國過去40年來的崛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得接受。我們還要嘗試遏制和孤立這個巨人嗎？我們的意見是，如果中國能被整合在一起會更好。問題是，考慮到中國的分量，我們在國際舞台上沒有給中國足夠的空間，在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中也沒有給中國足夠的空間。今天，中國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6%，遠遠超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時的水平。如果你不做這些調整，那麼中國就會在這些既定規則之外，以其他不同的方式進行，這就是世界開始出現分歧的時候。如果你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神奇地改變中國經濟，然後更神奇地改變中國政治體制，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另一方面，認為中國是在無視世界其他國家而在傲慢行動的想法，是很過分的。
問：新加坡從疫情中吸取了什麼教訓?這是一場全球化危機嗎?
答：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趨勢的催化劑和加速器，雖然它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歷史，但它正在加速歷史。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技術革命，我們正處在數位技術的黃金時代的邊緣，這個時代可以與19世紀的工業革命相媲美，當時的工業革命以社會和政治不平等以及反抗為特徵，這與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有相似之處。我們正在目睹一場由具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政客煽動的對全球化的抵制，但是，我們有一個長期的政策應對措施，那就是在數字革命時代創造就業和機會。我們的戰略是走在這些變革的前沿，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來刺激我們的數字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