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他遠從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到新加坡，領到南洋大學的學生證，住進一幢兩層樓男生宿舍的二樓，成為南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的留學生。
不到兩個月，學校通知他交回學生證，他「被轉學」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繼續在稱為「雲南園」的裕廊西校園上課，一切似乎沒有什麼變化。
那時他已經是列寧格勒大學（今聖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四年級的學生，系上有兩位中國籍的老師，他自認華語有基本的能力，覺得南洋大學的課程太容易了！
班主任勸他：「慢慢學，好好學。」被公派到亞洲留學，除了在新加坡實際使用華語，他還初次接觸方言，真正明了老師的良苦用心——華語，不簡單！直到1989年第一次訪學中國，1990年代在廣州中山大學期間學習粵語，他仍然深感中國語文永遠學不盡。
我從2006年7月移居新加坡，任教於南洋理工大學，開始涉獵曾經在同一地點興學25年的南洋大學史料。
翻閱畢業紀念冊，才曉得現代文學作家凌叔華、蘇雪林；漢學家潘重規、皮述民；書法家黃勖吾、張瘦石；文字學家李孝定，以及我在台灣大學的老師王叔珉、楊承祖等等，都曾經在南洋大學中文系作育英才。
他們不但培養了南洋的華文教師、學者、作家、文化界及媒體界的中堅分子，還捐贈書籍、書畫和甲骨文藏品，充實大學的圖書館和文物館。
決定離開在台灣不需要教書的穩定學術研究工作，投身甫創立不久的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陪同第一屆同學學習，我的人生轉折點，不得不說，是基於感佩那些前輩師長的教育理念。即使南洋大學已經走入歷史，他們走過的足跡，對於我這個外人，是日日重複的履痕。
遇見這位南洋大學的末代留學生傅樂吉（Sergey Vradiy） 教授，全然意料之外。他現在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與民族志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專研亞洲社會政治思想史、近代中俄韓外交關係、東北亞近代史。
在中央研究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他得知我任教的大學，很興奮問我現在的情況？知道那裡以前是我的「母校」南洋大學嗎？他張大的褐色眼睛在金絲框眼鏡後面熠熠生輝：「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的新加坡尉厚老師給我取的！」
一定要重返舊地，他說11年前受邀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開會，匆匆造訪了青年時留學的地方，可惜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了。我說希望下次您再到新加坡，我們一起找找看。
在暑假的兩次旅行空檔，迎來了傅樂吉教授和唐獎教育基金會的王任君秘書。我們參觀華裔館的南洋大學圖片展，44年前傅教授求學時的蛛絲馬跡，是否能見到？
手機裡面的課堂片羽，有師生的合影。1960年南洋大學第一屆第一名的Loo Shaw Chang（盧紹昌）的畢業證書，讓我們確認了華語研究中心主任的名字，原來不是姓「陸」，難怪找不到。在網上查到他2010年去世的消息。傅教授似乎內心一沉，說：「他那時很年輕啊！」
雨後天晴，我們再去探查傅教授照片里的實地。咦~他怎麼坐在「南大」兩個白色大字的草坡中間？
再仔細瞧瞧：哦，不是「南大」，是「南犬」—哦，是「獻」字啦！
這是哪裡呢？我只知道南洋大學建校紀念碑旁有「自強不息，力求上進」的大字。我們沿著南大湖改建的濕地公園往北走，任君秘書發現對面建築和照片草坡上的一隅很像。一直走到體育館，都沒有找到類似的草坡。
帶著這唯一找不到照片地點的遺憾回家，我想：傅教授想找操場和體育館，說是在文學院附近拍攝，有沒有可能是「傳說中的籃球場」呢？我到南洋理工大學時，籃球場已經成為南大湖的一部分。
果然，過了兩天，在「懷念南洋大學」的網站，看到了「鍛鍊體質 獻身祖國」的白色大字，1971年左右，「祖國」改為「建國」。那正是在籃球場旁邊，南大湖的西側，舊教職員宿舍的下方。
再也不復的「獻」字現場，緊緊揪住的，是始終不渝，獻身漢學的志願。
正是這份對漢學的執著，讓傅樂吉教授回到新加坡，與我們分享他在南洋大學的求學經歷，以及近代俄羅斯漢學研究的發展歷程。
講座預告：
地點：新加坡友誼書齋Blk 231 Bain Street #02-15（面向圖書館）， Bras Basah Complex，Singapore 180231
座位有限，額滿為止，歡迎儘速報名！可掃描海報二維碼或點擊這裡報名參加。
9月23日晚，與您不見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