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開始，除了特選中學之外，新加坡全面落實英語作為第一教學媒介語的語文教育政策，華語教育自此進入第二語文的時代。華語作為二語之後，有關華語程度在新加坡日益下降的評論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不少學者也針對這個課題進行必要的研究與探討，並制定了相應的對策。
例子之一是兩位學者謝世涯、蘇啟禎在1990年代初期共同進行的兩份研究報告：《認字辯詞與閱讀理解能力》和《構詞能力與偏誤分析》中所指出：讀了十年或十二年的中四或初級學院的學生，無法讀懂有關政治、經濟、貿易、投資協定、國際動向等的報章文字。（見謝世涯《商業華文課程的編制與教學》，1997年11月《中教學報》第23期）有鑒於此，謝世涯當時就起草了一套商業華文課程的編制與教學大綱。
1998年，學者吳英成在《華文實習教師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調查研究》中指出：即使未來要擔任華文老師的新一代雙語人，他們在交談的對象、交際的場合、討論的課題、不同語言的媒體、中英語言的工具與文化價值等方面，也跟其他年輕族群一樣，皆是以英語為主，華語為副。（見周清海、吳英成《短刃與長劍齊舞——第20屆講華語運動的新起點》，1998年9月21日《聯合早報·言論》）
吳英成關於「華文教學師資在質量上的危機」的隱憂，與資深教育工作者謝澤文不謀而合。2000年6月，謝澤文在「第九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暨國際華語教學研討會」上宣讀《新加坡的雙語教育與華文教學》一文時指出，新加坡華文教學所面對的三大挑戰是：學生缺乏學習華語的積極性；如何利用資訊科技改進教學；如何培訓和招聘足夠的華文教師以應付未來的需求。
關於培訓和招聘華文師資的問題，過去好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國所採取的是本土培養與國外輸入相結合的方式；關於利用資訊科技改進教學的挑戰，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至於學生缺乏學習華語的積極性，我們或許可以寄望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商貿機遇的大環境改變。
我最近重溫了《新加坡的雙語教育與華文教學》和華文教育政策研究者梁秉賦《新加坡的雙語教育：1965-2005》一文，對於影響新加坡華語教育生態深遠的六份報告書，做了一次回顧式的巡禮。
第一份報告書是1956年出爐的《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1955年4月，鑒於華校中學生反殖民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有由學潮蔓延成工潮之勢，英國殖民地政府在5月間設立了「新加坡立法議會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負責檢討當時的華文教育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委員會主席是時任教育部長周瑞麒（勞工陣線），八名委員包括時任地政與建屋部長哈密裕末（華巫聯盟）、勞工與福利部長林有福（勞工陣線）和李光耀（人民行動黨）等。
報告書針對雙語教育的主要建議有：平等對待各語文源流的學校；各語文源流學校至少教導英文、馬來文、華文和淡米爾文這四種語文中的兩種；各源流學校須採用共同的課程標準。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提出「雙語教育」的概念。所謂雙語教育，是指在英校教導馬來文、華文或淡米爾文，在馬來文、華文和淡米爾文學校教導英文。1959年，新加坡自治後的人民行動黨政府沿用報告書中關於雙語教育的建議。
第二份報告書是1963年8月公布的《新加坡教育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委員會主席是時任新加坡大學副校長林溪茂，因此報告書也稱為《林溪茂報告書》。它主要是針對第一份報告書中諸項建議的實踐成效做出檢討及提供修正意見。
第三份報告書是1979年2月公布的《1978年教育部報告書》，也稱為《吳慶瑞報告書》。1978年8月，時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慶瑞領導一個教育研究小組，全面檢討教育部的運作系統和教學問題，並提出改革方案。報告書全面檢討了當時的教育體系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其中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損耗率，也就是輟學率和不及格率。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建議，便是針對這個問題而做出的。
在分流制度下，學生小學畢業後，根據會考成績修讀不同程度的中學課程。特別課程班英文和母語都應該達到第一語文的水平，快捷課程班修讀英文第一語文和母語第二語文的課程，普通課程班修讀水平較低的英文第一語文和母語第二語文的課程。
第四份報告書是1992年3月公布的《新加坡華文教學的檢討與建議：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也稱為《王鼎昌報告書》。1991年，時任副總理王鼎昌負責檢討學校的華文教學，並提出改良建議。報告書建議把華文第二語文稱為「華文」，把程度較高的華文第一語文稱為「高級華文」，以符合大部分家長和學生的意願；提前教導漢語拼音；讓更多學生修讀華文第一語文；重新編寫教材。
第五份報告書是1999年1月公布的《李顯龍副總理政策聲明》。為了應對新加坡語言環境的改變，1997年至1998年，政府成立了以時任副總理李顯龍為首的檢討華文教學委員會，啟動教改以規劃將來發展。報告書建議：確定華文的教學目標；鼓勵更多學生修讀高級華文；重新編寫教材並修訂考試方式；幫助學習華文有困難的學生。
第六份報告書是2004年11月公布的《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為了謀求華文教學新的發展方向，政府在2004年2月委任「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建議，華文第二語文的教學應注重有效的口語交際及閱讀訓練，儘快讓學生掌握聽、說、讀的能力。由於去掉了對「寫」的要求，梁秉賦認為，這次的教改象徵著新加坡的雙語教育經歷了另一個重大的階段性改變。
上述六份關涉新加坡雙語教育變革的報告書，讓我們看到了華語二語教學在新加坡發展進程中的幾次重大分水嶺。21世紀，中國經濟的崛起使全球掀起中國語言文化熱，促進了東南亞國家華文教育的復興。2005年6月，南洋理工大學校長徐冠林教授與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許琳簽署「合作建設孔子學院協議書」。2007年7月，南大孔子學院正式開幕，由內閣資政李光耀主持典禮。李資政當時說，過去40年來，新加坡實行雙語教育，累積了華語二語的教學心得，是我們在漢語教學方面的優勢。
2008年9月，李顯龍總理在《聯合早報》85周年晚宴上宣布成立「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2009年11月，華文教研中心由李資政揭幕。它以「提供優質教研培訓，加強華語言文化學習，建立新加坡華文教學品牌」為使命，成立後積極招聘專家，展開工作。第一階段設計81門華文教研課程，並定下一年內培訓千名在職華文教師，五年內培訓四千名華文教師的指標。
南大孔院和華文教研中心的先後成立，具有明顯的導向性意義，使新加坡擁有世界最龐大的華語二語教學與研究實驗場。2020年8月，《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十五周年紀念特刊2005-2020》出版，梁秉賦院長在《我們的成長》一文中，強調了華文教學在新加坡的機遇。他認為，南大孔院除了致力於為新加坡各界提供普及性的漢語教學外，更以進一步提高新加坡社會對規範化中文的掌握能力，及深化新加坡華族文化底蘊為最高目標。這意味著如果孔院發揮得當，將能夠提高新加坡在華文教學方面的既有優勢，同時把新加坡的教學經驗貢獻給全球因孔院而帶動的漢語學習熱潮。
2020年9月8日，在華文教研中心舉辦的「華文作為第二語文的教與學」線上國際研討會上，教育部長黃循財在主持開幕儀式時，以華語強調母語的學習與應用不該局限於校園內，華族家長應該鼓勵孩子努力學習華語。這是政府堅定與貫徹雙語教育政策的又一次表態。
梁秉賦對於新加坡華文教學的機遇的樂觀認識，雖然是以南大孔院為本位，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其他華文教育機構和教育工作者。八九十年代之交，本區域的一些國家如緬甸和越南逐步調整政策，華文教育環境相對寬鬆，也給依託英語背景的新加坡華語二語教學帶來了啟示和機遇。
1980年代末期，由於中緬邊界貿易頻繁，緬北地區對華文教育需求較為迫切，各類華文學校獲得地方政府的許可，紛紛開辦，不少緬甸人也將子女送到華校學習。一些家庭補習班合併和擴充，華人社團以補習班的名義開辦華文學校，有的規模達到了數百甚至上千人。
1992年頒布的越南憲法第五條規定：「各民族有權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文字，維護民族本色和發展本民族美好的風俗、習慣、傳統和文化。」自此，越南華人積極抓住機遇，通過多種舉措推動母族語文教育的恢復發展。據知，目前越南華人的華文教育形式主要有三類：一、附屬於普通中小學、教學上相對獨立的華文中心；二、越南華人個體或社團籌資興辦的越華雙語學校；三、面向需要提高華文水平的職場人士，突出華文的實際運用，並開設電腦、商貿、會計等職業技能培訓的華文培訓班。
由於長期生活在講緬甸語和越南語的土地上，華語於緬甸與越南華人可能只是二語甚至三語水平，這種經歷與新加坡華人極為相似。因應環境的改變，新加坡在七八十年代經歷了從華校到英校的轉型；再用數十年的時間，使得華語二語教學成為這片土地上亮麗的景觀，一個屬於新加坡的文化品牌。對於這個品牌而言，對華文學習存在強勁需求的東南亞其他國家是不可忽視的龐大市場。
（作者為新加坡業餘寫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