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15日，籌建委員會會議又選出建築小組，克彩為小組主任，國良為副主任，裕來、金城、孫滾、建金、福金等為委員， 以跟進一切建築事項。
1973年，建築大會堂之工程圖測獲得正式批准，建築小組隨即在報章上刊登招標啟事，投標共有6間公司， 經過常務委員會的密切商討，最後決定由 「大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大會堂之工程，打樁工程則由克彩的 「慶記打樁私人有限公司」 承包。並聘請著名堪嶼師何德明擇日動土開工， 選定1974年4月29日上午8時30分吉日良辰，由當時的副會長兼互助會主席克彩主持奠基典禮。
建築大會堂之工作雖在順利進行，惟歷經數年所籌之經費，仍不足以完成整項工程。克彩為此決定個人捐出5仟元，隨即獲得泗川、惠民與水荃的熱烈響應。泗川分別捐出8萬，後再追加兩萬共10萬元，其後在建築完工的尾聲，又再面臨經費告缺，乃由克彩動議向泗川宗長再借1萬元， 他日由總會歸還，惟後來泗川宗長則決定此1萬元也算其個人之捐獻，不需歸還，其意可佳。總會為感念其貢獻，把二樓禮堂定名為 《漢三禮堂》 （泗川之父）以資紀念。而大廈四樓及五樓又分別命名為 《惠民廳》 與 《水荃廳》 ，乃為紀念他們的慷慨捐獻和貢獻。希望我們後代子孫都代代感念這些宗親耆老為我們所打下的深厚基礎。
旋至1975年9月中，整座建築大會堂工程完竣，執監委員會議決於同年10月5日，由大坡乞納街 「翠蘭亭」 搬到新大廈辦工，原有之舊會所則出售他人，所得款項則撥歸總會活動基金。
1976年，由於新大廈空間充足，在夢生的推動下，總會又增設康樂股，從此積極為總會會員提供各種康樂活動。在夢生的英明領導及執監諸委員的推動下，張氏總會的會務發展由此達到頂峰。
夢生宗長從第20屆連任到第25屆（1966-1977），歷任6屆會長。
張夢生把張氏總會的發展推向歷史的高峰，然後接下來的一位潮幫的領袖則再接再厲，為張氏總會的發展再造一個高峰輝煌期。他就是第17屆會長漢三宗長的兒子張泗川。
1978年，張泗川獲選為總會第26屆會長。此人在商界之名望，與張夢生是相映成輝， 不遑多讓，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在行事處世，頗為低調。
泗川在接任會長後，深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宗鄉會館的組織與策略也同時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他極力擴大總會的活動範圍。在就職典禮上他還語意深長地說：本會今後的任務，不應只限於聯絡宗親的感情或促進宗親的互助， 也應開展健康之文娛活動。此外會館應維護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 教育我們的子孫保留及認識華族的文化傳統。
1979年12月16日，晚上8點正，座落於芽籠29巷23號的張氏總會新大廈，正式由當屆會長泗川宗長主持揭幕儀式，同時也舉行慶祝總會成立42周年暨互助會成立40周年紀念，場面熱烈。
1982年，在泗川的積極推動與贊助下，總會正式頒發老人渡歲金予貧困老人。 此外，泗川也延續其父的精神，率領總會積極回饋社會，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在總會54周年慶典上，他個人撥出兩筆款項，以總會的名義捐贈芽籠東老人之家及芽籠士乃教育基金，此一高風亮節，誠讓人心生仰慕。
泗川宗長從第26屆連任到第33屆（1978-1993），共任8屆會長。
告別權威，舉步艱難
一個世紀以來，宗鄉會館這個海外華人特有的組織，它的生存意味著一種文化的承繼，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它卻有著太多的適應問題而欲振乏力。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進入90年代，社會結構的發展與變化已令我們不得不告別一個權威的時代，隨著張泗川的退位， 再沒有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置於一個不受挑戰的權威地位。
另一方面， 一廂情願的大量引進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而不注重其獻身精神。往往是在提高我們的組織水平的同時，也同樣加強了權力鬥爭的能力。 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引進，意味著一種思想（理念）上的斷層，如何處理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又使我們組織的人際關係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年代，也是一個步履維艱的年代，在整個90年代，短短的6年間，總會共換了3位會長，每位只任1屆。
張木杉
1994年，張木杉獲選為第34屆會長。
這位左派工運分子出身的會長擅長組織與動員，
他擔任歷屆總務多年，經驗豐富，貢獻頗大。
張樹寬
1996年，張樹寬獲選為總會第35屆會長。
其人溫文敦厚，是名好好先生，在他任內，
極力加強總會與各屬下宗團的關係，形成強大的凝聚力，表現良好。
張長中
1998年，張長中獲選為總會第36屆會長。
這位三槍集團的總裁，溫文爾雅，是一名典型的儒商，
他就任後，殫精竭慮力求整頓與改革會務，並極力引進一批青年才俊，
為總會步入21世紀的發展，積蓄一批雄厚的人力資源。
重新定位，走向世界
社會的變遷，時代的改變，也使到總會的會務活動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改變。
回顧歷史，早年的宗鄉組織除了維繫宗親的情誼之外，它還得為從唐山過來的宗親辦理住宿，尋找工作，甚或主持婚禮。當時的會館也積極的參予各種社會活動，包括參予爭取國家獨立（本會第20屆會長夢生宗長就曾積極的支持早年行動黨的建國運動），為建立南洋大學而籌款。不但充滿活力，也有明確的目標和清晰的自我定位。它即是社會功能取向的（如為南洋大學籌款），也是經濟功能取向的（如為宗親謀求工作），體現出一種多重性的功能，成員參予率高，組織結構完善，更充滿活力。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宗族意識的淡薄，這些原有的功能已逐漸式微。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如何重新定位，如何開發新的組織功能，已是當務之急。
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一個團體的結構，其所處的環境與貯存的資源，都充份限制其邁向發展的大道。
一個團體或組織，若只具有經濟功能，只能為其成員提供經濟誘因（如商業團體為其成員提供商業資訊或情報的交流，加強商業機會）而不具備一定的社會功能，那久而久之它將無法融入當地的社會，甚至脫離社會的主流。事實上，社會結構的發展或變化，在在都影響到企業目標的達成。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一個人、企業或團體，是可以獨善其身，把自己排拒在社會結構之外的。
而如果一個組織只具有社會功能，並積極參予各種社會工作，發揚傳統文化、藝術，頒發獎助學金，舉辦宗鄉聚宴聯繫感情，它也將陷入一種缺乏為其成員提供一種「非公共財貨」的經濟誘因，無法吸引人們參加的困境。
綜言之，團體應該如何「自我定位」簡單的說也就是我們的團體應該扮演一個怎麼樣的社會角色，這牽涉到組織結構與目標的適應。然而一個具有一定歷史的組織，往往具有一種代代相承的沿習與遺業，其組織結構大都偏向於僵化並帶有惰性，要加以改變又談何容易！
我們必須同意，我們的團體不能再只局限於聯繫宗親的感情，而必然要具有一定的社會使命或社會目標，只有這樣才會使它更有活力及更具有生命力。如果我們要在這裡建立一個較佳的情況，我們就必須有勇氣來做一種新的開始，而我們所已獲致的經驗，應該使我們比較善於承擔這一任務。宏偉的目標，應該由那些具有宏偉的心靈的人們去完成它，而那些被套進一個僵硬模式里去的人是沒有這份勇氣與智慧的！讓我們攜手同進，回到社會上去，走向世界！
願與您分享此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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