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我自己學習華文的動力是自尊心，而不是經濟方面的利益。當年我安排長子顯龍到華文幼稚園上課並在華校完成中學教育，另外兩個孩子也接受華文教育，當時的中國還未崛起，因此這與經濟利益無關。
——新加坡開國元首李光耀
《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譯林出版社出版），充分展示了李光耀的治國理念———精英主義、賢能制度、實用主義和亞洲價值，生動表現了他的一些治國之道。李光耀在書中用相當多的篇幅自述五十年來如何投注心力，制定和實施雙語政策，把新加坡從一個語言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打造成一個多數人都通曉英文，同時懂得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從而造就了新加坡經濟蓬勃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好形勢。李光耀自豪地將雙語政策稱為「建國基石之一」。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前左）在新加坡機場迎接到訪的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資料圖）
雙語政策兼顧工具語言與文化語言
我在1946年到英國念書，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後深有感觸，那些擁有華文之文化根底的華人，給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來自西印度洋地區的華人則完全被本土化，不會說華語，行為舉止不像華人，從那時起，我就下決心要學好華文，決意一定要保留華族文化。
當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時，許多家長把孩子從華校轉送到英校，這是非常危險的情況。如果華族學生全部念英校，只學習單一語言，那他們會失去自己的根，所以我下決心要推行雙語政策。
如果沒有華文、沒有雙語教學，今天新加坡的華人就會很不一樣，會丟了根。
我推行雙語教育的決心並不為討好群眾，這並不是為了拉票討好選民。我自己學習華文的動力是自尊心，而不是經濟方面的利益。當年我安排長子顯龍到華文幼稚園上課並在華校完成中學教育，另外兩個孩子也接受華文教育，當時的中國還未崛起，因此這與經濟利益無關。
鄧小平（左）與李光耀（資料圖）
學習華文，有利於傳承傳統文化和價值觀。
我們的雙語教育，實現了工具語言與文化語言的兼顧。在極力追求工具語言與文化語言的平衡的過程中，基於不可能讓所有學生都具備高水平的雙語能力的事實，在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和工作語言的基礎上，堅持讓不同的族群學習自己的民族語言，讓母語文化承擔社會教化、塑造民族歷史和文化認同意識的功能。對語言不同功能的分工和認定，也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政策，確立了文化傳承和延續傳統的基礎。
以新加坡的經驗看，要求學生學習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確實是件難事，幾十年下來很多家長和學生甚至將第二語文視為包袱，但為了配合升學制度而不得不接受。現在，隨著中國的崛起，學習華語有了經濟動機，家長的心態也改變了。推廣工具語言時，在潛移默化之間也促進了文化語言的提升。
制度化保證讓學生經歷長期學習過程
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實踐證明，越早開始實施雙語教育，未來對語言的掌握就越可能更為精通。所有新加坡的學生除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外，第二語文成為必修課，必須修讀所屬族群的母語課程。以華族學生來說，在基礎教育階段，將修讀十年到十二年的華語課程。這些制度性的強制規定，確保雙語教育成為國民教育體系的基石。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制度化的保證之下，讓學生在幼年時期就開始學習雙語，即便第二語文缺乏家庭環境、屬於非母語源流，也能夠成功地實施廣泛的教育，並最終取得良好的學習成果。這些成果能否在其他背景不一的國家推廣複製，要視其國情而定。
建立語言基礎為將來未雨綢繆
制度化是一個保證，但是學習語言，越早開始就越可能建立有利的基礎。年輕時候學語言與年紀大才學有著本質的差別。因為兩種語文要一樣好，就像左手和右手要一樣好，是不可能的。
語言在年輕的時候學習，能夠在腦海中確立記憶的基因，根深蒂固。
我的三個孩子現在在工作上全用英文，老三顯揚在國內的工作上完全沒有用華文。他去中國公幹，我問他用什麼語言。他說，談公事一定用英語，中間有翻譯員。其他時間用華語交談，並沒有問題。他們從小學習華文，華文永遠留在他們腦海里。
在小學甚至幼稚園就開始實施的雙語教育，不可能讓所有學生都成為雙語的精英。但是，這些基礎會深植於他們的內心，當他們進入社會，如果因為職業或發展需要而重新接觸，少時建立起的語言基礎，會讓他們更容易地趕上、消除不足。
以我的經驗來說，我現在會看《聯合早報》《亞洲周刊》等，但是要講、要聽就不容易了。中央電視台說得太快，我跟不上。它的字幕也很快，我沒有辦法叫它慢下來。
對一門語言的學習，離不開它的實用性。我要求教育部著重讓學生學習漢語拼音及認字，因為寫字這個學習環節未來的實用性已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學生能通過電腦的幫助進行簡單的中英翻譯，即表示他們了解這兩種語言，這該是未來的教學方向。
家長和孩子其實都了解，在未來的世界，懂得華文就等於有了額外的市場價值。
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學生身上打下一定的華文基礎，讓他們日後如果到了中國等需要使用華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時生疏，也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量體裁衣因材施教
雙語教育必須兼顧精英化與普及化。天分和學習能力各有差異的學生，他們的雙語水平也會不同，應該實行不同的教育方式。
自雙語政策實施以來，我們一直期望在雙語教育制度下，能培養華族學生成為華英雙語同等優異的雙語人才，但多年來的語言教育實踐卻證明，不可能對所有學生實行劃一的標準，同一代的學生之中，存在水平的差異是現實，不應人為地強制劃一，而應區別對待，在確保一定水準的基礎之上，靈活實施政策。
如今，經歷過多次的改革和檢討之後，我們的雙語教育可以「量體裁衣」，對天分和學習能力各有差異的學生，雙語水平實行不同的教育方式。
既有特選學校中將英文和華文都作為第一語文的水平、以培育雙語精英和雙文化精英，也有高級華文、華文、華文B等細化分類的不同等級課程，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能力。
量體裁衣、因材施教，並且更重要的，應該用單元的方式教。我們以第二語文水平教華文，有四十年的經驗，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有辦法教完全不會講華語的人學華語。
雙語政策已經使新加坡擁有龐大的以華文作為第二語文的教學實驗場，華文教研中心要是成功發展，還可成為外國雙語教學的典範。
用雙語教華文，曾經有不少華文教師反對。我認為語言問題跟種族問題是沒有關係的。在美國的華人很多就不要講華語，這是受周圍的環境影響。我們的優點是讓孩子從小學習，打好基礎，以後要到中國，再在這個基礎上加強。
只有一個主導語言
雙語甚至多語能夠為新加坡人創造特殊的優勢，在和西方世界以及中國的聯繫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們必須意識到，無論雙語的水平有多高，對於個人來說，一個人只能有一個主導語言———
或許會有極少數的例外，但這些例外是非常罕見的，而且往往是在語言研究的領域。基於人腦的構造，語言掌握能力的空間是有限的，我經過很多年，才深切地意識到這一點。
生活環境、工作環境對於語言的使用，也直接影響到主導語言的地位。
我們的雙語教育曾經試圖追求兩種語文都作為第一語文，但是實踐卻證明，有點不切實際。這跟學生的智慧無關，也跟教學方法無關，我們嘗試不斷地修改第二語文的教學法，以解決為數不少的學生無法將第二語文的水準提高到和第一語文一致的問題，可是學生們的大腦是有限的，環境也是有限的。
必須確立雙語中主導語言與第二語言的關係，才可以繼續引導新加坡的教育體制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