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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3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華語演講。這是他上任以來第三次面對華社發聲，但這一次，氛圍明顯不同了——少了些「交代任務」的嚴肅，多了幾分「聊家常」的親切。
然而，若只看到這份親切，便錯過了這場演講真正想傳遞的東西：在全球大變局與本土身份焦慮的交織中，新加坡華族文化正站在一個必須自我定義、自我更新的關口。
01 當「野馬」奔騰，政府要做的不僅是「遮風擋雨」
黃循財以「馬年如野馬」開篇，形容2026年全球局勢的動盪——大國競爭白熱化、戰火未歇、天災頻仍，能源、糧食與供應鏈齊齊承壓。他坦言外在環境非新加坡所能掌控，但政府已在4月推出援助配套，上月再追加新一輪措施，重點紓解中小企業和本地家庭的成本壓力。
「無論風雨多大，政府都會跟大家站在一起，盡力為你們遮風擋雨。」這是一句承諾，也是一句鋪墊。黃循財隨後將話題引入更深層的問題：在全球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背景下，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種族、依賴外部的小國，其文化認同與社會凝聚力，究竟靠什麼來維繫？
答案指向了華語演講的核心命題——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
02 三分之一的警訊：華語萎縮不只是語言問題
黃循財拋出一組數據：如今新加坡大多數華族家庭在家主要講英語，講華語的家庭僅剩約三分之一。他坦言，面對這個趨勢，大家難免擔心會不會失去文化根基、失去雙語優勢。
這個「三分之一」不只是語言統計數字，更是一個關乎社會凝聚力的預警信號。在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社會中，華語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華人社群與自身歷史、與區域文化保持連接的關鍵紐帶。如果這條紐帶鬆動，影響的不只是華社自身，而是整個社會多元結構的平衡。
黃循財的回應明確而堅定：「我們要保留我們亞洲社會的本質，絕對不可以成為一個單語社會。」
問題在於，如何做到？兩年前他提出「我們不僅要有精英，也要有精華」，並宣布放寬中學生選修高級華文的條件。今年政策正式生效，逾千名學生受益，中一學生修讀高華比例已達四分之一，不少傳統英校也在家長要求下開辦高華班。
這組數據透露了一個微妙的變化：社會對華語價值的認同正在回歸，而這種回歸恰恰是從「精英」教育向「精華」普及的轉變。 不再是少數尖子生獨享的資源，而是更多孩子可以觸及的能力。
03 從《霧鎖南洋》到周杰倫：華語學習的「活水」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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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學習華語的親身經歷，黃循財分享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是他自己——每晚全家看第八波道電視劇，從《新兵小傳》到《霧鎖南洋》，「一部都沒錯過」，他的華語就這樣在家庭氛圍中點滴積累。
第二個是《海峽時報》記者胡詩韻——為幫孩子學好華文，她天天看華語節目、聽周杰倫的歌、追看熱播劇《逐玉》。三個月後，不僅自己的華語更流利，兩個孩子也對華文產生了興趣。
這兩個故事看似輕鬆，實則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華語的活力不靠政策強制，而靠生活中「活」的接觸點。黃循財笑言「看戲聽歌還真的對學習華語有幫助，大家不妨試試」，背後是對華語學習從「課堂任務」轉向「生活浸潤」的深層鼓勵。
這解釋了為什麼他特別提到年底將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四大名著文物展——這不只是文化活動，更是為新加坡人創造與華語文化「親密接觸」的機會。當四大名著不再只是課本上的章節，而是可觸摸、可感受的文物，華語便從「功課」變成了「體驗」。
04 「做人要有情有義」：方言的回歸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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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引發熱議。黃循財觀看了潮州話版本，阿嬤那句「做人要有情有義」讓他心頭一熱：「用方言說出來感覺就是不一樣，比較親切。」
他認同方言是珍貴的文化遺產，值得珍惜傳承。但隨即話鋒一轉：推廣華語運動的成果得來不易。四五十年前，新加坡華人方言繁雜，彼此溝通困難；經過數十年努力，華語已成為本地華人的共同語言。「這一方向，必須堅持。」
這段話暗含了一個精妙的平衡術：對方言的開放與對華語主體地位的堅持並不矛盾。在堅持華語為主的前提下，政府宣布——以方言為主要語言的電影，只要同時提供華語配音版本，在戲院上映次數將不再受限；宗鄉會館開辦的方言班和文化活動也將繼續獲得支持。
這是一種分層管理的思路：華語是「共同的屋頂」，方言是「屋內的風景」。當方言不再是溝通的障礙，而成為文化的點綴，政策便有了從「限制」轉向「包容」的空間。這背後是對華語地位足夠的自信——只有當一種語言足夠穩固，才敢大方地給予其他語言呼吸的空間。
05 設立華族歷史文化館：從「生存」到「發展」再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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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循財宣布政府將設立「新加坡華族歷史文化館」，選址新加坡大會堂，展現華族先輩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歷程。
這一步的意義，不止於保存歷史，更在於定義身份。新加坡華族文化已經走過「生存」與「發展」的階段，現在正進入一個需要「自我定義」的階段——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與其他華人社會有何不同？我們的價值觀如何與多元種族社會共存共榮？
文化館的設立，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它不是對母文化的簡單複製，而是對新加坡華族經驗的系統性整理和呈現。
黃循財引用音樂人梁文福的話——新謠不應該是「文化遺產」，而應是「文化資產」。這區分了兩種文化觀：「遺產」是過去留下的，需要保護；而「資產」是可以增值、可以投資、可以創造未來價值的。他提到年輕歌手李泓伸將巫啟賢的《Kopi-O》唱出全新味道，正是這種「文化資產」觀的生動註腳——老歌可以新唱，傳統可以新生，關鍵是讓年輕一代有參與感和創造力。
這一代要留下什麼？
演講結尾，黃循財拋出一個層層遞進的追問：
「建國一代留下一個能夠生存的新加坡；我們的父母一代留下一個能夠發展的新加坡。我們這一代要留下什麼樣的新加坡？」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黃循財的回答指向了一個方向：「只要我們勇敢面對未來，敢於創新，一起攜手前進，一定能夠打造一個更有活力、更有希望的新加坡。」
回看整場華語演講，從應對全球動盪的現實政策，到守護語言文化的身份焦慮，再到為下一代創造文化資產的長遠布局，黃循財實際上在做一個完整的敘事構建——新加坡的故事不只是經濟奇蹟，更是文化自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華語不只是工具，更是紐帶；方言不只是鄉音，更是根脈；文化不只是遺產，更是資產。
而這，或許正是「我們這一代」需要留下的東西：一個能夠被下一代繼續書寫、而非僅僅被瞻仰的新加坡華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