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華文出版協會於2005年成立，由20多家新加坡出版社、書商組成，宗旨是配合華文教學改革，進一步推廣華文教育的發展，並促進新加坡華文圖書的出版與進口，加強新加坡華文出版業與海外華文的溝通和合作。
新加坡出版業即將跨入2020年，對華文界亦是如此。回首看去，昔年盛景歷歷在目；向前展望，機遇與挑戰並存……
新加坡華文出版協會與山東出版集團交流2019新加坡書展
略談跨世紀後新加坡華文出版
從《烏鴉》說起
跨過千禧年（2000），新加坡出版社玲子傳媒出版了中國作家九丹的《烏鴉》，此書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況下，在亞洲華人世界掀起了「烏鴉風波」，一場維持許久的評論戰在本地各報刊湧現，可說是「滿城風雨」。「九丹」與「烏鴉」成了當年報章的「熱門新聞」，並延燒至亞洲各地。《烏鴉》一書則創下當年新加坡世界書展的銷售記錄，第一版2000本在書展期間被搶購一空，後來中英文版總共銷售了三萬本，成為本地罕見的出版現象。
大眾書局舉辦的大眾書市
那是2001年的事，這場「烏鴉風波」成了新加坡華文出版業在跨世紀後的一件大事，並催生了一些以外來移民的生活與際遇為背景的新移民書籍，例如《我們中國人》《人蛇手記》《路在何方》《陪讀媽媽》《中國女子的新加坡》《百合——中國母親在新加坡的情緣》等，這可說是新加坡跨世紀初期的移民創作現象，而這類作品從當年的特別容易引起注意，到近年的大家已不那麼在意，反映了一個大時代的社會變遷。這一系列新移民出版物，成了社會發展的文學書寫，且不論其文學成分，這些作品的內容肯定記錄了新世紀初期的移民社會現象，包括一般人難以進入的黑暗角落。而這時期的新移民書籍，也成了後人與學者研究社會發展的民間材料。
新加坡出版業即將跨入2020，綜觀這些年的新移民作品與出版，我們可看出新移民創作與出版已從跨世紀初期的偏重現象書寫，逐漸轉向近年的偏重文學創作與出版，由此可看出，新加坡中文出版基本上仍是以文學為基礎，無論是本土創作或新移民書寫，文學創作仍然和新加坡的中文出版息息相關，而所謂的新移民文學也逐漸融入了新加坡文化熔爐，成為新華文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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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格局下，新加坡的作家結構、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也出現了變化，以新加坡兩大文學團體新加坡作家協會和新加坡文藝協會來說，一部分成員與中堅分子是新移民的身份，他們主要來自大中華地區，其中以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作家占多數。新移民的文學、文化類書籍出版，也成了新加坡華文出版的組成部分。
從四五十年代到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一直到今時今日，新加坡的華文出版在文化傳承與文學傳播方面，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華文出版「回歸文學，以新華文學為基礎」是必然併合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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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華文出版既是商業活動，也是文化活動，它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對經濟、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跨世紀後，其貢獻已逐漸從經濟轉向文化。尤其是在母語程度低落，年輕一代華族的東方文化價值觀日漸式微的情況下，新加坡的華文出版無可避免地背上了文化包袱，並被賦予「特別使命」，特別是提升母語水平這任重道遠的「任務」，和語文教育掛上了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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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文學方面，文學團體仍是跨世紀後文學書籍尤其是文學期刊的主要出版動力。除了新加坡作家協會、新加坡文藝協會、錫山文藝中心、五月詩社等歷史久遠的傳統團體，一些近年成立的新團體也陸續出版了自己的文學期刊，例如大士文藝促進會、新文潮、書寫文學協會等。此外，本地出版社玲子傳媒和八方文化也積極協助本地作家出版文學作品，其中玲子傳媒更在近幾年把約三十部新加坡華文書授權到中國、港台等地出版，為文學輸出與文化交流貢獻了力量。
新加坡華文出版協會
跨世紀後，華文教改需要華文出版配合，新加坡華文出版協會，就是在此情況下成立了。那是2005年的事，在時任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曾士生的推動下，新加坡二十多家出版與書業團體成立了協會。包括出版商和書商在內的25家成員，致力於資源共享、合作出版及進口學生讀物。協會創會會長是林玉玲女士，至2017年改選後，林女士繼續當選為會長。不過，由於社會變遷，一些成員已退出市場。新加坡華文出版社與書業機構原本就不多，成員逐漸減少與更新也反映了這行業面臨了嚴峻的挑戰，無法生存者則只能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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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為止，協會的活躍成員包括名創國際（原泛太平洋教育出版）、友聯書局、玲子傳媒、八方文化、新加坡報業控股、大眾書局、友誼書齋、泛亞出版社、亞太圖書、赤道風出版社、雪妮語文中心、創而新等。由於新加坡的特殊情況，協會會員也接受和華文出版有關聯或有出版書籍的機構加入，例如語文中心、書籍印刷公司、教育機構等。
新加坡出版協會的任務之一就是把華文出版的語文教育掛鉤，而實際上由於新加坡市場小，成人世界的華文閱讀風氣低迷，因此華文出版自然就偏向教育和學生，而書籍出版也往往把學生視為主要的目標，包括文學出版。教育部在跨世紀後對學校華文教學作出重要改革，使課外閱讀成為語文學習的一部分，也擴大了出版社在校園的發揮空間。以名創、友聯、友誼和玲子傳媒為例子，大部分業務都來自校園，來自教育。一些出版社長期積極向校園擴展業務，推動課外閱讀，以維持業務的穩健成長。以玲子傳媒、友誼書齋與友聯書局等為例，一年在校園承辦數百場流動書展，並協助學校制定閱讀計劃，不但為學生提供了多方面的閱讀選擇，也將文學、文藝與文化帶入校園，除了支撐業務，也惠及學生。由此可見，相對於跨世紀之前，跨世紀後的學校業務對華文出版與書業的影響至關重要。
漫畫出版式微
學生的課外閱讀和語文學習雖然是新加坡華文出版的重要支柱，但是也有部分出版社並未從中受益，漫畫社或以出版漫畫為主的出版社便是其一。由於海外漫畫市場的大幅度萎縮，加上內容與版權的局限，新加坡主要漫畫出版社與漫畫店在近幾年相繼關閉。以出版外版連環漫畫著稱的創藝出版社為例，因受日本漫畫市場低迷與版權欠缺的牽連，於2014年清盤。曾經遍布新加坡的連鎖漫畫店也陸續關閉或轉型為遊戲與玩具專賣店。曾在上世紀末以《漫畫神鵰俠侶》引起轟動的亞太圖書，近年雖然出版了不少文化、習俗漫畫，但也面對漫畫市場萎縮的挑戰。
2018年新加坡華文報集團主辦的新加坡書展
在過去，某種熱潮的減退往往造成某類別「顧客失蹤」，新加坡出版業也有此現象，外版連環漫畫是典型的例子。而跨入了新世紀，網絡新媒體時代讓出版業（包括英文出版）面臨了另一場文化革命。
新加坡華文繪本的發展
由於海內外華文閱讀推手的推動，海外兒童繪本的大量湧入，繪本作者的大量湧現，以及一些暢銷繪本的普及，千禧年後新加坡的繪本閱讀和推廣情況發展得相當良好。在華文閱讀能力普遍低落、華文書讀者越來越少的新加坡，繪本成了最受歡迎的青少年與兒童讀物。尤其是2010年之後，新加坡出版業開始重視本地繪本的出版與推廣，而一些既能創作故事又能繪畫的本土華文繪本作家，也在這時候出現，例如阿果、小鄺、余廣達、虎威等，近年來都成為知名的新加坡繪本作家。
2018年新加坡華文報集團主辦的新加坡書展
本地華文繪本作家的出現，不但打破了海外華文繪本壟斷本地兒童市場的現象，也為新加坡的孩子提供了更多內容貼近本地，文字運用也符合本地水平或習慣的讀物。而一些本地繪本也突破了「兒童書」的局限，成為老少咸宜的讀物，例如阿果的得獎繪本《尋找》，不但是近年最暢銷的本地繪本，也被一些國家的出版社看中，目前已被翻譯成七種語文版本，在本地、馬來西亞、港台澳、韓國、中國和越南出版發行。
相對於其他華文兒童書類別，繪本能廣受歡迎，主要原因是除了文字較少，圖畫較多，符合新加坡兒童的閱讀習慣與語文學習需要之外，新加坡教育部在也重視繪本的推介，學校尤其是小學也把繪本當作學生們的重點讀物。
2019年新加坡華文報集團主辦的新加坡書展
不過，在新加坡出版繪本也面對也一些挑戰，主要的困難在成本較高、市場較小、作者不多。因此，對本地華文出版社來說，繪本的出版往往是求重質不重量，因為出版社無法以「量」來和大量湧入、種類繁多與價格較低的海外兒童繪本競爭，所以只能靠特色與精品取勝，例如玲子傳媒近年出版的繪本，多數屬於本地題材，例如虎威的《三輪車跑得快》《外公的小房間》《小熊的新衣》等。
與書籍相關的獎項
新加坡不乏文學創作比賽，但是和已出版書籍相關的獎項很少，目前我們只能見到歷史比較悠久的新加坡文學獎（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和2012年開始主辦的新加坡書籍獎（Singapore Book Awards）。
2019年新加坡華文報集團主辦的新加坡書展
新加坡書籍獎是新加坡出版商協會（Singapore BookPublishersAssociation）主辦的常年比賽，主要對象是出版業者，屬於出版業者的獎項，得獎者會出版社或出版單位。
新加坡文學獎則是由新加坡書籍理事會（SingaporeBooksCouncil）的雙年獎，屬於已出版文學書籍的賽事。這項於1992年開始主辦的只有英文書籍組別。2004年則開始增設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組，接受其他語文書籍參賽，此後新加坡文學獎開始出現華文文學書籍得獎。2014年，各語文組別再分為小說組、非虛構寫作組和詩歌組，所以2014年後新加坡文學獎也產生了更多的華文書得獎者。
2019年新加坡華文報集團主辦的新加坡書展
新加坡文學獎目前是新加坡唯一以已出版文學書籍作為評選對象的文學獎，對文學圈來說，它已經成為一項具有象徵意義、也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學獎項，一般作家出版作品後，只要水平符合，都希望能入圍甚至獲得新加坡文學獎。所以新加坡文學獎也推動了新加坡的文學出版活動，包括了華文文學書籍。
網絡時代的挑戰
相對於大中華地區，新加坡華文出版社在走向網絡時代、面對電子書與電子商務科技時，較偏向靜觀其變，或動作不大。這主要是因為本地華文出版市場小，大部分本地出版社缺乏資源在網絡時代作出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