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裡去。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裡。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彷佛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為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為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裡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裡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為誰而寫?不為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為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為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台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稱為「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為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為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為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為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里,死在方塊字里,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裡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人權高於主權」的思維,是尼采「藝術高於一切」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為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為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為大家仍然在為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熱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