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说，“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厉害，一句给你挡回去。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大家听说过，名叫哈金，我见过他，很尊重他，是个憨厚的人。他的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文学大奖，中国政府也不提，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好几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紧停住，少谈新加坡。（众笑）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熟人社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群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群居抱团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群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