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群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别林斯基（V.G. Belinskiy），还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尔斯基（Mussorgsky）对应，画家是列宾（Repin）和苏里柯夫（Surikov）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凯，中文写作），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回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什么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群，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作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群认同，族群和谐——是这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群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群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众笑）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众笑，鼓掌）
（你看，动到诸位这根筋了。）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众笑）。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众笑）——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