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為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裡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台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裡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我聽說，他到台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台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眾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啟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里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為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啟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劃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啟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迴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眾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體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裡，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為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為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啟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裡，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為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為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為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為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為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為這裡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裡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裡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里，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為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