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限制新闻自由

1988年，美国记者问李光耀：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就算接受各种不同的新闻言论，也能做出理智的判断？

小曼最后一次分享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所写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他建设新加坡的过程。李光耀用整整一章解释了他为何在新加坡限制新闻自由。

在前面两篇文章中，小曼都提到了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国家。李光耀解释他的很多政策都是为了避免种族暴乱，限制新闻自由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全民齐心协力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经济才能让这个国家活下去。

他认为媒体的拥有者会利用“新闻自由”去谋取个人或者阶级的利益，导致同一个新闻事件，拥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报道。因此，他对“媒体是真相和言论自由的守卫者”持有怀疑态度。

从1959年新加坡独立开始，有多种语言的报纸在新加坡发行。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华人富商办的中文报纸刊登关于中国的新闻；马来人办的马来语报纸宣扬巩固马来人身份的重要性。

每一类报纸都在宣扬自己的文化，甚至成了种族斗争的工具。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反对华人的种族暴乱，起因是马来人办的报纸日复一日地宣传人口占多数的华人在压迫占少数的马来人。

在1977年，新加坡政府开始管制媒体，严格规定私人在报社持股的比例，以及强调报社持股者要保持政治中立并且要维护国家稳定。但凡出现挑拨种族关系的言论，政府会削减这份刊物的发行量甚至直接强制停止发行。

李光耀对媒体的强硬政策长期被西方媒体谴责。他在回答文章开头美国记者的提问时说：

我在新加坡政府任职了29年。从1959年至今，我赢得了7次选举，我想这让我比你有资格，或者至少我能够说，我比你更了解新加坡。

他所说的“更了解新加坡”，我的理解是“更了解新加坡人”或者”更了解人性的弱点“。他认为民众并不是理智的，而是容易被煽动的。因此，媒体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

在一本经典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里，作者勒庞说：群体的两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暗示和易轻信。

当一个理智的人，匿名地置身于一个团体之中，在给这个团体一个暗示，即给他们一个看似合理且正义的理由之后，理智的人便会失去理智，甚至变身为暴徒。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理且正义的，同时因为匿名地置身于一个团体之中，责任是分散的，甚至并不需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任。

勒庞在书中提到，如果要让群体保持理智，必须要通过教育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李光耀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教育的重要性：

美国对于宣扬民主和人权有一种不一般的热忱，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倒台，他们认为对于欧洲社会有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地套用在其他不同国情的国家身上。

西方的政治学者们从没有在这些社会居住过，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地方需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和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才能支撑维系起一个民主社会。当你有六七成的民众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才是有意义的。

可是，教育能确保群体时刻保持理性吗？英国在三年前脱欧公投后，至今都陷在撕裂之中。卷福主演的电影《脱欧：无理之战》解读了脱欧从无到有的过程，并表示：英国脱欧是一件被政客操纵的事件，因为在公投之前，脱欧派通过算法向民众发送量身定制的宣传信息，民众被暗示和煽动了。

作为高等教育普及率全球前十的英国，作为被勒庞认为拥有能培养独立精神的教育体系的英国，也没能摆脱政客操纵媒体、媒体煽动群众的戏码。我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确保民众时刻保持理性。但教育能降低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被煽动的可能性。

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多次提到了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他认为应试教育扼杀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动摇这个社会的稳定埋下了种子。英美教育体系是勒庞所推崇的，因为他们培养人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

其实，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填鸭式教育，是存在其优势的。填鸭式教育比探索式教育，让知识获取更高效。但英美教育最重视的“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维或辩证思维），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支撑起他们的民主社会的关键，让一人一票变得合理。

教育体系存在社会适用性，适用英美的教育制度目前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尽可能地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一方面，能有利于孩子未来步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让孩子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易被煽动，也不轻信他人或权威，将成为孩子自信和快乐一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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