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促使清政府在战争的压力面前投降，英国从印度和本土调遣了大量海陆军力量前往遥远的中国增援战场。
由于路途遥远，这些军队在到达中国战场之前必须在新加坡进行修整和补充给养，而此时的新加坡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其主要社群结构中，华人群体占到70%以上，用当时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的话讲，“一旦当地华人与他们的母国产生共鸣，远征军将不能按时抵达战场”。
但事实却出乎了这位远征军指挥官的意料，即使当地的华人社团具有半武装的色彩，英国殖民当局仅仅有极为薄弱的治安力量，他们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发起过旨在威胁殖民地政府的运动，即使在英军停歇新加坡期间，他们不但没有对其发动袭扰，相反还发表致辞，称他们忠于英国，对能够在海峡殖民地享受到种种益处表示感激，这又是为何呢？
当地华人主要结构来源
华人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初时，便已经来到了新加坡，最初的华人主要是违反清朝禁令前往新加坡从事转口商务贸易的商人，极少部分堕落为海盗。
这些商人在下海之初，便已经成为了清朝当局的通缉要犯，因此他们对于清朝并无多少好感，但由于他们是最早一批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他们计划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在后面的数十年中成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能够进行有效合作的太平绅士，他们是属于当地华人的上层阶级。
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躲避国内的饥荒和战乱，成千上万的沿海年轻人冒着杀头的风险，违反清朝禁令，选择下海向海外求生存，这一时期迎来了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后的第一次向外移民的高潮，按照新加坡的历史资料统计，仅在1853-1854年间，就有近2万名抵达新加坡，他们大多数来自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战争叛乱者和难民。
对于他们而言，生存的第一需要高过很多其他需求，这些后来者在新加坡主要以苦力劳工为生，除了对家人的思恋，他们对于清廷和官府几乎没有感情。
因此，从当地华人的结构来看，无论是上层阶级的太平绅士还是下层阶级的苦力劳工，一方面他们本来在清廷的律法体系中属于罪大恶极的有罪群体，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对于清廷就无任何感情，因此很难形成自发的对经停英军的干扰行动。
当地社团结构
早在新加坡开埠以前，华人已经领先英国人在新加坡及其周围的岛屿建立了社团组织，这些最早的社团组织大多从明末清初时逃到这些地方，在后来他们和活跃于内地的反清组织天地会长期保持着联络，并逐渐在当地建立了分会，这些分会建立和存在的目的仍然是以推翻清廷统治为目的。
1823年时客家人在新加坡建立了客家会馆，1830年潮州人在新加坡建立了后来在香港臭名昭著的义安公司，1839年闽南人开始在新加坡建立了福建会馆。
这些会馆既具备商会性质又具备帮会性质，虽然他们在争夺商贸利益、劳工归属等方面存在很大利益纠纷，甚至为此发生了大量的流血冲突，但是他们却基本共同拥有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标，而因为这个目标，实力雄厚的华人社团从未在新加坡发起过针对薄弱的殖民地政府的运动。
根据统计，天地会（后称三合会）在新加坡的分会，在1840年时，其半武装会众的会员已经达到了近6000名，而随着会众和财力的增加，其针对清政府的政治颠覆性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和迫切。
1853年发生于福建的小刀会起义，起义者曾经一度控制了厦门，而根据后面披露的资料显示，这次起义的资金和策划人均来自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起义被镇压后，大多数参加者也逃亡到了新加坡。
因此在1857年，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伯爵率领英国远征军取道新加坡参加英国对华作战时，其预想的可能会遭到当地华人袭击而延误战机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这正是因为当地华人社团虽然与母国保持着极强的联系，但是他们并不能与清廷产生共鸣，相反他们虽然将在国内的纠纷带到了新加坡，同时他们也将反清复明的共同政治任务带到了新加坡，而他们对当地殖民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