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群露宿街头者,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有家归不得

2019年11月20日
“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群露宿街头者,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有家归不得

本地一项调查统计显示,本地约有1000名露宿在外的人们。(海峡时报)

夜将临,当多数新加坡人正准备躺在舒服的床上休息时,61岁的李先生也准备开始入睡,只不过他躺着的却是铺着纸皮的地板,或者户外的长椅。

“当你睡在户外时,你总得担惊受怕,时刻都必须保持警惕,永远都会对身边的人充满警戒心。永远无法心神安宁,更永远无法好好入睡。”

这种餐风露宿的生活,李先生一过就是10年。而他也只是本地大约1000名街头流浪者的其中一员。

“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群露宿街头者,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有家归不得

当《海峡时报》记者访问李先生时,他搬进了本地公益机构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的临时住所,至少能够睡在床上。李先生受访时是以流畅的英语回答的,看起来像是有故事的人,只不过这个故事他并没有与记者分享。

新加坡国立大学日前首次发布了新加坡街头流浪者人数的统计数字,红蚂蚁日前也写过相关报道

根据这份报道,本地的1000名街头流浪汉主要聚集在市区、勿洛和加冷等租赁组屋比例较高的成熟组屋区。名下登记着租赁组屋的露宿街头者多数是与室友合不来,或是因为不同原因被室友赶出来。

“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群露宿街头者,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有家归不得

该调查显示,受访的88名露宿街头者,每10人当中有6人拥有工作,一般是清洁工或保安等低薪工作,他们有时会在工作场所附近过夜,多数睡在24小时快餐店,公园和政府组屋楼下,因为这些地方能提供电源、水源和遮挡。(海峡时报)

露宿街头并非自愿

若不是走投无路,相信没有“头壳正常的”人会愿意主动露宿街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日前提到,每四名露宿者中就有三人曾因为欠债或是离婚等原因被迫变卖名下房子,导致日后没有能力再购买或租另一间房子居住。

除此之外,约有26%接受《海峡时报》采访的露宿街头者则表示,自己名下有登记的住处,这包括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但是,家庭问题或是和室友关系不好却导致他们不想回家或是有家不能归。

甚至有受访者表示,自己与室友发生争吵时遭对方口出恶言叫他去跳楼,忍无可忍之下毅然出走。

三个无家可归的人,三种不同际遇

曾经的商人因不想成为女儿负担露宿街头

63岁的约翰(非真名),曾是一名生意人,如今却因为中风两次,说话速度缓慢,并且在写字方面有些困难。

他在1988年时移民至美国波士顿,并随后在那里娶妻还生了个女儿。后来,婚姻失败后他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女儿目前在一家美国学院就读医药学。

无奈天意弄人,突然中风倒下的他让女儿无法在学业与陪伴父亲看医生之间获取平衡,尤其是当他一星期最多得到四个不同的地方进行复诊。

看病期间,他意识到女儿因承受不住照顾他的巨大压力,导致她无法在学业上专心。于是,约翰主动提出自己想回到新加坡,并将他在美国的房产和车子都卖掉所得的钱财留给女儿。

回到新加坡的约翰无家可归,在樟宜机场住了一个月。

后来,当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购买中风药物时,被医护人员引荐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社会服务义工,今年7月入住收容所内。

目前已在收容所住了三个月的约翰,在机构的职业教练的帮助下,成功获得在樟宜机场担任包装工人的就职机会。

受病魔缠身无法工作糊口

患有癫痫和第一型糖尿病的丽塔(假名),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自父母在2008年离世后,丽塔就一直与叔叔同住。后来因为自己一整年无法缴付房租,被叔叔赶出家门。

她告诉记者,自从她在2011年被诊断出有癫痫症后,便会时常因为病情发作而昏迷,甚至她已有无数次醒来时发现,枕头上沾满她在睡梦中癫痫发作时咬伤舌头的血迹。

所幸的是,她被赶出家门,向家庭服务中心求助时,获得入住收容所的机会,并在收容所中结识到一名待她如家人的室友。

如今,她与这名室友一起申请到单身租赁组屋。

患癌后遭妻子抛弃生意失败看尽人情冷暖

加利(假名)曾是一名常穿梭与新加坡和印尼巴淡岛的自由业裁缝师。后来他与一名印尼女子结婚并育有两名儿子。

三年半前,他被诊断出患有第三期大肠癌,可是紧接着来的却是他的裁缝生意在一年半后因经营失败被迫关门。

零收入加上庞大医药费,加利被妻子嫌弃无法养家,将他赶出家门。

一无所有的他回到新加坡后,开始从事清洁工。没想到,工作一小段时间后,雇主却因为害怕加利腿上的牛皮藓会传染,解雇了他。

自此,他开始在牛车水一带露宿街头,三餐温饱则到附近的庙宇解决。今年五月,他被到牛车水一带巡逻的义工发现,随后就搬入收容所暂住。

在暂住的四个月期间,他透过社工帮忙,成功与另一名经常在附近咖啡店出没的友人合租了一间租赁组屋。

并非所有露宿者都是年长人士

虽然调查中的人均年龄为54岁,但还是有正值壮年的人被迫在外流浪。比方说,与《亚洲新闻台》分享个人故事的阿本(Ben)就是年轻露宿者的代表之一。

35岁的阿本已经留宿在街头长达8年的时间。

他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因为精神疾病而选择从一栋高楼跃下结束生命。母亲离世后的伤痛导致他的成绩一落千丈,而这也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对他极度失望。

后来父亲再婚,但是阿本与继母关系不好,于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常离家出走。最终,在他18岁那年,有次因为没钱所以想尝试破门进入别人家里获取食物时,被发现,被判入狱服刑4年。出狱后,他借宿朋友家里长达6年的时间,但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在28岁那年开始每天都在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过夜。

阿本也患有忧郁症和焦虑症,必须长期服用药物。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毅然在努力打工存钱,并在留宿在外的期间考取到旅游业的理工学院文凭,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就业机会。

最终,他在受访的同一年成功申请到租赁组屋。

建屋局的租赁组屋计划或成“祸端”?

根据建屋发展局现有的制度,参与租赁组屋计划的单身者必须与另一名新加坡籍单身者配对,且双方都必须是:

35岁以上;

法律上正式离婚;

丧偶或是孤儿(父母其中一位曾经是新加坡公民或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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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屋发展局也规定,想要参与租赁组屋计划的人们膝下有孩子能为他们提供其他住宿选择的话,则极有可能无法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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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义工团主动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过渡

位于惹兰固哥(Jalan Kukoh)邻里,藏着一个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资助的一家名为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的志愿福利机构,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直到他们找到更加稳定的住处为止。

这个收容所在一座政府组屋内拥有几间租赁单位,多数借住在内的露宿街头者都会在那里住六到九个月左右。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今年7月也正式启动一项名为“PEERS”(Partners Engaging and Empowering Rough Sleepers) 的计划。这是一项主要是一项将社区团体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聚集在一起去帮助街头露宿者的计划。

《慈母舰》的记者走访的一间单位拥有极少件家具。客厅中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张烫衣板。住户睡在房间内的双层床并能将个人物品储存在各自的储物柜中。

此外,他们也能用共用厨房来进行进行简单烹煮解决三餐温饱。

“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群露宿街头者,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是有家归不得

单位内只放置了几样简单家具。(慈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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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内摆放着两张双层床。(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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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住户将个人物品放进去的储物柜中。(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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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内的共用厨房。(慈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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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pe的社工都会尽力帮助露宿者争取入住政府租凭组屋的机会。(联合早报)

综合多个媒体的报道,其实这些留宿在新加坡街头的人们也非常渴望透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只不过多数时候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拖再拖,即使有家,也再也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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