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2020年03月15日

“ 大雨一来 附近沙场矿湖水满 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 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 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 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 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

不发一弹的枪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唐山到南洋。这把枪,害了她,也伤及无辜。它有两个极端的称呼,“雅片烟枪”“鸦片烟枪”。

刚到南洋,家里有点积蓄,祖母吞云吐雾,并无顾忌。她半卧在床,床边小几摆一盏鸦片灯,除了照明,也用来烧鸦片。黑黑的鸦片包在小竹叶里,打开后取出一小团放到烟枪上的小孔,凑近灯火烧。烧到鸦片起泡,才把烟枪凑到嘴边,抽吸鸦片受热后产生的烟。

祖母半闭着眼,陷入一种奇异的精神状态中。阴暗的房里烟雾萦绕,成了她虚幻的世界。烟后,祖母精神特别好,爬树采果,绝不脚软。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档案照片。1920年代,抽吸鸦片烟。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Lim Kheng Chye Collection)

好景不常,祖母的私蓄开始耗空,只好典当金器,甚至把小金块放到地上,用砍柴刀砍成小块,筹钱买鸦片。记忆中,五十年代后期一小颗鸦片要卖两、三元,难怪村里有人经营这种生意。

终于,祖母再负担不起这种要命开支。看到家里小孩陪她受苦,餐桌上有时只有白粥加糖,她心里之痛加上烟瘾发作的辛苦,迫使她改去求卖烟人把提炼后的烟土廉价卖给她,自行加水煮热喝下解瘾。这种解瘾土方维持了一段好长时间。父亲去世后,母亲和祖母常为抽鸦片的事发生口角,但烟瘾并不因此消退,鸦片成了家庭走上贫穷破落的罪魁祸首。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祖母去世前几年,已经没钱、也无法买到烟土。烟瘾来时,只能躺在床上,眼泪鼻水齐发、呵欠连连、哀声不断地忍受这种身心煎熬。

上了学校,在课本上读到鸦片的来源和它的祸害,一时间满腔愤恨。这有计划的毒害葬送了祖母的下半生,也影响我那一段可能变得好一点的童年。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1955年9月,新加坡总督Robert Black爵士视察位于圣约翰岛的鸦片戒毒所。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奢侈的要求

小孩的童年,常会有梦,我也一样。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渴望。

小时随母亲去买菜,走到甘榜菜市,就像进入花花世界。吃的、玩的,都是诱惑,小小眼睛睁得好大。母亲手里捏著小皮包,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几张烂钞票在手里搓摸,就是不肯轻易出手。

回程时经过卖潮州粥的小吃店,食物柜上摆满一盘盘熟食,有蒸鱼卤鸭,还有在锅里冒泡的不知名食物;顾客蹲在长板凳上,对着眼前美食大口吃粥。中午时分,诱惑变得更强烈,母亲总是一把拉着我,目不斜视快步走开。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惹兰红山的夜来香潮州粥,当代。图源:Gramho Instagram)

村民上菜市场,也顺便吃点东西。市场有一个角落集合好多小贩档,大家坐在小矮凳上,围着档口,吃碗肉脞面或咖喱面,谈谈菜价猪价,好不开心。母亲常说,她不习惯在人前吃东西,因为不好意思。我从不怀疑母亲说的话,但她这点苦心也要等到我年纪稍长才能体会。

买完菜,还要光顾一间小杂货店,母亲就在这里买她养猪的饲料。那年我约五、六岁,身子刚好和店里装满饼干糖果的玻璃罐子等高。这一天发生的事至今未忘,画面里,一边是母亲和店主在计数赊账;一边是我目不转睛对着罐里一颗颗七彩小圆糖在交战。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然去扯母亲的衣袖,打断两个交谈中的大人。当母亲知道我想要那些小圆糖时,没好声气把我小手扫开:“欠人家的钱都还没还,买什么糖!”

我的梦碎了,生平第一次的要求和那股酝酿好久的勇气就像断片的电影,咔嚓停了。一切不会因此改变,大人们继续交谈,留下委屈的哭声继续哽咽…… 没人记得这事,但它始终在我记忆里。人在成长,时代在变,童年过去了,小圆糖早失去对我的魅力,如今再多小圆糖也弥补不了过去的缺憾。我告诉自己,只要能力所及,我会满足小孩心中编织的梦,我不想他们在遗憾中长大,永远无法弥补。

至于那罐小圆糖,我在拍怀旧剧时常把它摆到景里。因为,它很快会带我们回到那个被遗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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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平仪中学附小

1960年,我上小学了。上学读书是村里大事,成绩好,全村人对你竖起大拇指,成绩不好,很快就面临退学寻生计的命运。

我上的小学称为平仪中学附小,就在甘榜菜市尽头一个小坡上。这是一间民办学校,没办小学先办中学,再开个附小来收小学生,好奇怪。这可是村里仅有的一间华校,距离我家好远,步行要一个小时,却也没其他选择。

记忆中,学校大门有一个黄色牌坊,写着“平仪中学”几个大字。上了斜坡,迎面一片水泥操场,是学校集会和活动场所。课室是几排木板屋,面向操场横行排列,中间有块长形沙地,每年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沙场后面是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常有学生挂着大字报在走廊罚站,最常见到的是“我上课不再讲话”“我不和同学打架”等忏悔文字。这种惩罚办法还真有效,我见到了立刻挺直身子,放轻脚步,快速操过,不敢正视那忍泪欲哭的容颜。

办公室屋檐挂着一口铜钟,钟上垂著一条长绳迎风飘摆。这钟是学校的灵魂,当钟声当当敲起,不管老师同学,都得乖乖听话。上课时我常望着这口钟,盼望校工早点走入画框敲响钟声,让我离开这束缚的空间。

第一天上课情形已非常模糊,只记得第一节课刚开始,老师匆匆赶到,和挽著菜篮刚要离开课室的母亲擦身而过。母亲带了菜市场买来的面煎粿给我当午餐,我刚张口想咬,就给老师厉声喝止了。课室纪律对一个乡村小孩简直是闻所未闻,眼泪当场就不听使唤流了出来。母亲还在窗外徘徊,又急又怕。而我自己清楚,那一个下午我是饿著肚子挨过的。

小学教育是人生智慧启蒙,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方向。学习的科目有华文、英文和算术,加上一门称为“伦理”,后来又改称“公民”的科目,说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也许因为都在计较国内生产总值小数点,这门不具经济效益的科目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课堂里常萦绕朗诵课文的声音,华文第一课:“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简明易懂,朗朗上口,其中还蕴涵长幼有序、快乐生活的正面观念。 就在这片朗读声中,慢慢滋养了一个幼小的心灵……

下雨淹水不必上学

上学的路,是一条艰苦的路。这话有两个意思。 先说第一个。每天,跟着两个哥哥走路上学,因为是下午班,要顶着大太阳。上学的路经过两条小溪,过小木桥、水泥桥,再沿着沙尘滚滚的红土路、穿过崎岖不平的山竹林,来到学校,鞋脏了,衣服也湿了。

每逢雨季,上学的路常会淹水,淹水地段在永丰园大人公庙(又称祝福堂)旁边的一座石桥(今勿洛北路转进泛岛快速公路交叉处)。石桥下的小溪平常十分温顺,岸边长满青草野花,好看极了。这道乡野美景一直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远处印度人养牛场,那里一片绿野,牛在草坡吃草,白云在蓝空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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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照片:1954年勿洛乡村水灾。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可是,大雨一来,画面就变了。附近沙场矿湖水满,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如果淹水情况不严重,依稀还能辨认石桥位置,大家就脱去鞋子,手拉手勇敢走过去。如果是汪洋一片,水深及膝,就只能无助望着对岸的神庙戏台,不知如何是好。知道上学指望泡汤,两个哥哥倒是很开心转头回家报告。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

再说第二个上学之难。 村里很多家庭子女多,同时要供几个儿女上学确是不易,学费虽不贵,每年买书及整装费常使家长做出错误决定。只要成绩不理想,这上学之路很快就告终,反正家里养猪种菜需要帮手,先图温饱再谈读书。女孩常是被牺牲的对象,离开学校后纷纷到坡底替人打家庭工。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1960年代的马来甘榜,几个华族妇女在水井边洗衣。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Tan Kok Kheng 收藏)

我的两个哥哥都没法完成小学教育。父亲去世时,大哥十六岁就已投入社会,在咖啡店当童工。回头看我,仍然在上学路上,仅仅因为学业成绩还可以,母亲寄以重望,人前人后有一个可谈的话题,所以我留了下来。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想离开这条上学之路,尽自己对家的责任。结果最终都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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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强“《回甘》发布会”

鉴于肺炎疫情,主办方决定取消22/3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李宁强新书《回甘》发布会,造成不便,敬请大家原谅!期待将来有机会再相见。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李宁强,祖籍福建金门,是一手拿笔,一手持相机的文图创作人。

他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乡村,受教于传统华校中小学及末代南洋大学,投身于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制作。2008 年退出五光十色的传媒界,自学摄影,开拓摄影结合文学的创作道路。著有三本摄影文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并参与三本诗歌合集。坚持,是创作的原则;分享,是最终的目的。

通过摄影,李宁强把一切负面的想法和郁闷尽情倾泄。每天高高兴兴出门,去见识新天地、去体会新发现。坚持做每件事,就算摸索也要闯出一道门路。通过摄影,让他慢慢悟出一些道理,从而找到一些正面的能量。

2015年创作《说从头》,停笔在离开电视台后,没想这才是真正精彩的开始,像自学摄影、文图创作、停笔四十年再续文字缘、重新写诗、出版五本书和历经七十八年找回金门祖居的寻根之旅,都在这时发生,这促使李宁强决定写《回甘》,算是《说从头》续篇。继续记录个人回忆,当成一种经验分享,分析过去对错、坚持不放弃、提醒和鼓励自己。《说从头》像是在心情亢奋中喝下一杯百味杂陈的茶,而《回甘》却是气定神闲喝着一杯苦茶,入口苦涩,慢慢甘甜。

《回甘》沿袭《说从头》写法,单篇独立却互有关联,每一篇都有画面,配文照片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不脱节和方便阅读,以感情为重点,保留了《说从头》部分篇章,并增加一些后续内容。全书分前辑《回》,后辑《甘》,图片以黑白和彩色区分。请读者共品这杯余香袅袅的人生茶,诚意推荐《金门寻根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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