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文在国会解释警方有权取用“合力追踪”数据一事。（视频截图）
作者 李国豪
荷兰—武吉知马区议员迪舒沙前天（4日）在国会提出了口头询问，结果“不问则已，一问惊人”。
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国明当时坦承，新加坡警方有权在刑事诉讼法下索取包括“合力追踪”在内的任何数据，以协助刑事调查。
这个回答瞬间在公共舆论中炸开锅，毕竟这与政府去年3月推出“合力追踪”应用时，口口声声说数据只会用在防疫工作的“再三保证”，有很大出入。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5日）亲上火线（他当然必须亲上火线，因为作出上述承诺的人就是他），在国会上进一步澄清。
和陈国明前日的说法一致，维文解释，我国警方有权在刑事诉讼法下索取任何数据，来协助刑事调查，而“合力追踪”也必须受限于这条法律。
律政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则强调，警方只有在发生严重罪案时才能索取“合力追踪”数据。
维文透露，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一起谋杀案的调查动用到“合力追踪”的数据。
他也再度强调，“合力追踪”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让政府机构追踪使用者，因此便携器内没有设定GPS定位功能，也不会收集相关数据。
至于手机上的“合力追踪”应用，虽然手机自带GPS定位功能，但“合力追踪”开发团队在编码时，已经事先在应用程序内消除这项定位功能，不会收集使用者的行踪，只能收集哪些人曾经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
相关数据也以加密形式保存在用户手机或便携器里，并且会在25天后自动删除。
不是电子镣铐、只用来追踪冠病接触者
先把时序拉回到2020年7月8日，当时向担忧被侵犯隐私的国人力推“合力追踪”的维文是这样说的：
“（透过合力追踪）存放在手机或便携器的数据只有在你不幸被确诊感染冠病时，才会上传给卫生部……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电子镣铐（electronic tagging），没有追踪地理位置，这（合力追踪）只是纯粹集中获取蓝牙近距离接触数据而已，同时只能作为追踪冠病接触者的用途。（only used for contact tracing）”
维文医生（右一）在去年7月的一场记者会中曾再三保证“合力追踪”的用途只有一个：防疫。（通讯及新闻部）
为何前言不对后语？维文昨天在国会上坦承，自己“当时没有想到”。
“说实话，我想议员们应该很了解我，我一直都很诚实……说实话，我早前说那番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刑事诉讼法。”
他指出，除了“合力追踪”，其他受特定法律保护隐私的敏感数据，包括通话和银行交易记录其实也受限于刑事诉讼法。
“合力追踪”便携器。（维文面簿）
若知道多过一种用途，“合力追踪”普及率能达标吗？
根据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黄循财前天在国会提供的数据，新加坡目前已有超过420万人，或大约78%人口正在使用“合力追踪”。从防疫角度来说，“合力追踪”的高使用率给了我国进一步解封的底气。
在不强制公众使用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普及程度，放诸全球标准也不啻为一项难以辩驳的成就。然而使用者当中，有多少民众是原本存疑，后来在政府信誓旦旦打包票宣称“合力追踪”只用在防疫用途，被说服后才下决心使用，就不得而知。
本地已有近八成人口使用“合力追踪”。（联合早报）
其他国家的类似应用程序普遍不受落的原因无他，十之有八九和民众担忧被侵犯隐私有关。
或者有人会说，如果你没有做错事，那你有什么好怕的云云……
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澄清掩饰不了政府早前考虑不周的问题，说话前后矛盾，引发怀疑，有损自己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