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库对于中国智库建设的借鉴意义——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例
陶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建设一流的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还存在六方面的问题:缺少相对的独立性;经费支持渠道单一;缺少国际影响力;缺乏公信力;高校智库发展不平衡;智库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不匹配。以EAI为例, 介绍了新加坡智库具有的诸多特色, 即:有一流学者领衔的学术团队;有国际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浓厚氛围;有灵活的智库管理制度;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新加坡智库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主要启示有: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树立“全、特、专、协”的智库发展理念;中国智库需要走出去, 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加强智库的管理制度创新;必须加强高校智库建设, 推进协同创新;必须大力发展民间智库。建设一流智库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保障的需要, 它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
关键词：
中国智库; 新加坡智库; EAI; 特色; 借鉴;
作者简介： 陶林 (1979-) , 男, 江苏盐城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俄政治发展道路比较研究” (15BKS074);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2016B02414);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 Think Tan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as the Case of EAI of NUS
TAO lin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重视建设现代智库,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决议。当前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智库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撰写出研究和咨询报告, 供政府决策参考。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智库建设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访谈作为个案, 论述以东亚研究所为代表的新加坡智库发展的特点和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一、中国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和现状
一流的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建立一流的智库, 为政府决策服务, 为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这是中国当前智库建设的重要使命。智库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1]
智库, 国外也称为思想库, 是相对稳定的、独立的从事决策咨询的研究机构。从国际视野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智库发展迅猛, 各个国家非常重视, 甚至称之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2]。发达国家智库建设比较成熟, 如美国的兰德公司, 其咨询报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往往能产生重大影响。根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 “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 较2012年的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 北美洲最多 (1984家) , 欧洲次之 (1818家) , 亚洲第三 (1201家) 。从分布国家来看, 美国智库数量最多, 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次之;英国排名第三, 有287家。”[3]中国智库建设在建国之后就存在,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有约2500家智库, 其大体可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是官方智库, 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各省市社科院及党校等。第二是民间智库, 如天则研究所、零点调查公司等。第三是高校成立的智库研究所, 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等。在政府决策咨询方面, 一方面, 中国智库专家学者的建议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采纳, 为公共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 中国智库和世界顶级的一流智库还存在较大差距, 甚至有海外的学者尖锐地批评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有库没智”。因此, 必须深化中国的智库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中国智库建设。当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智库过分依附于政府, 缺少相对的独立性。智库的决策报告服从政府的需要, 这是对的。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智库往往论证其政策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可行性, 没有将政府的决策咨询研究的政治性、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中国智库的现状与弊端, 原商务部部长魏进国认为, “中国的智库存在一些不足, 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门的局限性, 在研究方向、内容上比较单一, 出来的研究成果仅限部门观点, 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4]9
二是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单一。国外的智库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 国外的智库经费包括政府、军方、企业、私人和社会募捐等。中国的智库大多为政府扶持, 经费来源单一。由于经费来源于政府, 因此研究的成果很难保持独立性。
三是智库缺少国际影响力。当今社会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智库还没有真正走出去。很多智库的学者不能够熟练地用外语和国外学者交流, 研究成果也局限于给政府决策, 或者出版中文的专著和发表相应的学术文章。尽管这些成果很优秀, 但是因为中国和国外的交流语言不同, 一个是中文, 一个是国际共同使用的英文。因而导致的是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没有为国际智库和学者所认知和交流, 缺少国际的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 “忽视了中国智库发展特色研究的国际视野, 反而容易使中国智库的特色不易为国际所接受和认同”[5]。
四是智库缺乏公信力, 公众认可度低。当前中国智库的决策和咨询报告缺乏公信力, 公众的认可度较低。因为政府的相关信息不透明, 加上有时候出现政府失信现象。因此政府授意下的有关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 公众往往不买账, 表示怀疑, 或者认为调查数据有水分。总之,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导致对依靠政府资助的智库研究成果的不信任。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当前不少智库都担当着政策宣传者与诠释者的角色, 使得智库的称号失去了意义。”[6]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不信任官方声音, 对各种研究机构也经常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认为专家是“砖家”。由于受制于政府的财政拨款, 一些智库研究出的成果有时比较“雷人”, 专家被网民评为“砖家”, 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之前甚至出现了一些诸如“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学费太低不利于穷人孩子上学”、“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等对公众而言比较“雷人”的智库研究结论。
五是高校智库发展不平衡。据教育部统计, “2013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491所, 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 高职专院校1321所;教育部及其它部委单位所属院校118所, 地方院校767所。”[7]但实际有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数据显示, 中西部高校进入综合影响力前30名的智库数为0。
六是智库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不匹配。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智库数量是全球最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则是研究的质量不高, 存在一定的低水平重复研究, 真正在国际上和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智库很少。“全世界现有智库5000家。美国有1777家, 中国智库也近2000家, 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4]112009年春,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 “中国仅有74家入选被认可, 而美国这一数字为1777家”[4]17。中国的智库数量多, 有2500多家, 研究人员为3.5万人, 工作人员27万人。目前, 中国公认的十大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4]27可见, 我国的智库的数量和质量和国际智库相比较,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新加坡的智库建设:以NUS的EAI为例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虽为一个岛国, 人口545万 (2014年数据) , 但是却是东南亚最发达的国家, 人均GDP为5万多美元 (2012年数据) , 其智库建设也有自身的特色。新加坡著名的智库有6家。笔者所在访学的智库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缩写为NUS) 的东亚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缩写为EAI) 。EAI作为新加坡的著名智库, 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有三位著名学者担任所长。第一任所长为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 著名的历史学家, 对于东南亚华人研究有很多成果;第二任所长为JOHN WONG (黄朝翰) 教授, 著名的经济学家, 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的研究;第三任所长为现任所长, 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
据2015年的QS全球高校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缩写为NUS) , 为全球第12位, 亚洲第一位。作为全球著名的一流高校, NUS的EAI作为新加坡的官方智库,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东亚研究所 (EAI) 成立于1997年4月。东亚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由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博士 (Dr Goh Keng Swee) 所建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92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1997年,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又易名为东亚研究所, 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一研究所迄今为止已经成立20年, 成为新加坡和全球知名的研究所和智库。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4月, 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是新加坡主要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其研究重点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其研究内容也有所变化, 目前主要研究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东亚研究所最初成立的宗旨和研究目的是“加强和提高关于东亚发展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特别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以及中国周边的区域国家的国际经济研究, 包括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1)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 EAI组织定期的研讨会和发表研究论文。EAI也参与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在新加坡的关于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会议和研讨会, 参与相关的联合研究项目和课题。EAI的长期愿景是发展成为该地区关于东亚发展最重要的研究机构。而它的最初的重点是在当代中国, 研究所已扩大其研究力度, 已经在日本和韩国建立了自己的资源。
现任东亚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由王赓武教授担任, 他除了擅长华人和东南亚历史研究之外, 还是东南亚地区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新加坡中国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是东南亚历史与华人历史方面的权威学者。他于1957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1957年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3年起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开设“东南亚华人”等课程。1968年王赓武全家迁居澳大利亚, 1968—1986年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96年任东亚研究所所长。
目前EAI“旨在推动关于东亚发展的学术研究及政策导向型研究,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国与东盟、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经贸关系等是其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所下设政治、经济、社会和东亚四个研究组。政治研究组主要关注中国政治发展及外交。图书馆资料丰富, 包括中外、港台的资料。内容包括东亚和中国的研究的有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外交关系、贸易投资等。目前藏书27892本, 有一些珍藏本的书籍。期刊有359种中英文期刊。还有新加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各种报纸。图书馆还有非打印的微电影的胶片影像资料等” (2) 。
关于EAI的管理方式和经费来源。据笔者访谈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较自由民主, 不经常开会。正式在编的研究人员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30, 中午12:30到13:30一般是休息时间。每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访问学者是两人一间办公室, 人员的编制情况一般是聘任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的专门资助和UNS的配套经费。但是NUS的管理特别是对教师的管理又不完全适用于EAI, EAI具有较自由和独立的权限。EAI的考核机制也不同于国内。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规定研究所的人员必须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 但是规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STAFF) 必须每人每年平均需要撰写4篇东亚所的政府决策咨询报告。由于实行宽松的考核方式, 实际上笔者访谈了解到, 东亚所的正式研究人员大多非常勤奋, 周末也会在办公室加班, 搞科研工作。很多学者著作等身, 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