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庫對於中國智庫建設的借鑑意義——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為例
陶林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摘 要：建設一流的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誌。當前我國的智庫建設與國際一流智庫相比還存在六方面的問題:缺少相對的獨立性;經費支持渠道單一;缺少國際影響力;缺乏公信力;高校智庫發展不平衡;智庫數量和研究成果質量不匹配。以EAI為例, 介紹了新加坡智庫具有的諸多特色, 即:有一流學者領銜的學術團隊;有國際學術交流和研究的濃厚氛圍;有靈活的智庫管理制度;有豐富的圖書資料;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新加坡智庫的成功經驗對中國智庫建設的主要啟示有:我們必須更新觀念, 樹立「全、特、專、協」的智庫發展理念;中國智庫需要走出去, 發出自己的聲音;必須加強智庫的管理制度創新;必須加強高校智庫建設, 推進協同創新;必須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建設一流智庫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智力保障的需要, 它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
關鍵詞：
中國智庫; 新加坡智庫; EAI; 特色; 借鑑;
作者簡介： 陶林 (1979-) , 男, 江蘇鹽城人,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法學博士, 南京大學法學博士後, 碩士生導師, 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國際政治研究。;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中俄政治發展道路比較研究」 (15BKS074); 河海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課題「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研究」 (2016B02414);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 Think Tan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as the Case of EAI of NUS
TAO lin
習近平同志提出要重視建設現代智庫,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作出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的重要決議。當前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 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迫切需要智庫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研究, 撰寫出研究和諮詢報告, 供政府決策參考。如何更好地推進中國智庫建設是當前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問題。本文結合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的親身經歷和訪談作為個案, 論述以東亞研究所為代表的新加坡智庫發展的特點和對中國的有益啟示。
一、中國智庫建設的重要性和現狀
一流的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建立一流的智庫, 為政府決策服務, 為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而努力, 這是中國當前智庫建設的重要使命。智庫建設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作用。「既能提高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擴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渠道, 實現協商民主的多樣化;還能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儲備人才、創新思想、提供信息」。[1]
智庫, 國外也稱為思想庫, 是相對穩定的、獨立的從事決策諮詢的研究機構。從國際視野看,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 全球智庫發展迅猛, 各個國家非常重視, 甚至稱之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後的「第五種權力」[2]。已開發國家智庫建設比較成熟, 如美國的蘭德公司, 其諮詢報告對美國政府的決策往往能產生重大影響。根據《2013全球智庫報告》, 「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家, 較2012年的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 北美洲最多 (1984家) , 歐洲次之 (1818家) , 亞洲第三 (1201家) 。從分布國家來看, 美國智庫數量最多, 有1828家;中國以426家次之;英國排名第三, 有287家。」[3]中國智庫建設在建國之後就存在, 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據有關資料顯示, 目前中國有約2500家智庫, 其大體可分為以下三大類:第一是官方智庫, 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各省市社科院及黨校等。第二是民間智庫, 如天則研究所、零點調查公司等。第三是高校成立的智庫研究所, 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等。在政府決策諮詢方面, 一方面, 中國智庫專家學者的建議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各級政府的採納, 為公共決策作出了重要貢獻,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從國際比較視角來看, 中國智庫和世界頂級的一流智庫還存在較大差距, 甚至有海外的學者尖銳地批評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有庫沒智」。因此, 必須深化中國的智庫體制改革, 加快推進中國智庫建設。當前我國的智庫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智庫過分依附於政府, 缺少相對的獨立性。智庫的決策報告服從政府的需要, 這是對的。但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智庫往往論證其政策的合法性和優越性、可行性, 沒有將政府的決策諮詢研究的政治性、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對於中國智庫的現狀與弊端, 原商務部部長魏進國認為, 「中國的智庫存在一些不足, 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門的局限性, 在研究方向、內容上比較單一, 出來的研究成果僅限部門觀點, 對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4]9
二是智庫經費支持的渠道單一。國外的智庫經費來源是多元化的, 國外的智庫經費包括政府、軍方、企業、私人和社會募捐等。中國的智庫大多為政府扶持, 經費來源單一。由於經費來源於政府, 因此研究的成果很難保持獨立性。
三是智庫缺少國際影響力。當今社會已經是全球化的時代, 中國智庫還沒有真正走出去。很多智庫的學者不能夠熟練地用外語和國外學者交流, 研究成果也局限於給政府決策, 或者出版中文的專著和發表相應的學術文章。儘管這些成果很優秀, 但是因為中國和國外的交流語言不同, 一個是中文, 一個是國際共同使用的英文。因而導致的是中國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沒有為國際智庫和學者所認知和交流, 缺少國際的影響力。正如有學者所批評的, 「忽視了中國智庫發展特色研究的國際視野, 反而容易使中國智庫的特色不易為國際所接受和認同」[5]。
四是智庫缺乏公信力, 公眾認可度低。當前中國智庫的決策和諮詢報告缺乏公信力, 公眾的認可度較低。因為政府的相關信息不透明, 加上有時候出現政府失信現象。因此政府授意下的有關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 公眾往往不買帳, 表示懷疑, 或者認為調查數據有水分。總之, 由於對政府的不信任, 導致對依靠政府資助的智庫研究成果的不信任。中國智庫本身的確也缺乏足夠的公信力。一些智庫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喪失自己的觀點和獨立性的風險。「當前不少智庫都擔當著政策宣傳者與詮釋者的角色, 使得智庫的稱號失去了意義。」[6]很多中國民眾不僅不信任官方聲音, 對各種研究機構也經常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認為專家是「磚家」。由於受制於政府的財政撥款, 一些智庫研究出的成果有時比較「雷人」, 專家被網民評為「磚家」, 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之前甚至出現了一些諸如「春運鐵路一票難求在於票價太低」、「學費太低不利於窮人孩子上學」、「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幹部」、「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等對公眾而言比較「雷人」的智庫研究結論。
五是高校智庫發展不平衡。據教育部統計, 「2013年我國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491所, 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 高職專院校1321所;教育部及其它部委單位所屬院校118所, 地方院校767所。」[7]但實際有影響力的智庫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數據顯示, 中西部高校進入綜合影響力前30名的智庫數為0。
六是智庫數量和研究成果質量不匹配。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的智庫數量是全球最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則是研究的質量不高, 存在一定的低水平重複研究, 真正在國際上和社會上有影響力的智庫很少。「全世界現有智庫5000家。美國有1777家, 中國智庫也近2000家, 數量上已經超過美國。」[4]112009年春, 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 「中國僅有74家入選被認可, 而美國這一數字為1777家」[4]17。中國的智庫數量多, 有2500多家, 研究人員為3.5萬人, 工作人員27萬人。目前, 中國公認的十大智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4]27可見, 我國的智庫的數量和質量和國際智庫相比較, 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新加坡的智庫建設:以NUS的EAI為例
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雖為一個島國, 人口545萬 (2014年數據) , 但是卻是東南亞最發達的國家, 人均GDP為5萬多美元 (2012年數據) , 其智庫建設也有自身的特色。新加坡著名的智庫有6家。筆者所在訪學的智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縮寫為NUS) 的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縮寫為EAI) 。EAI作為新加坡的著名智庫, 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先後有三位著名學者擔任所長。第一任所長為著名學者王賡武教授, 著名的歷史學家, 對於東南亞華人研究有很多成果;第二任所長為JOHN WONG (黃朝翰) 教授, 著名的經濟學家, 對中國經濟有深入的研究;第三任所長為現任所長, 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教授。
據2015年的QS全球高校排名, 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縮寫為NUS) , 為全球第12位, 亞洲第一位。作為全球著名的一流高校, NUS的EAI作為新加坡的官方智庫,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東亞研究所 (EAI) 成立於1997年4月。東亞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由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博士 (Dr Goh Keng Swee) 所建立的東亞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92年東亞哲學研究所更名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1997年, 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又易名為東亞研究所, 這個名字沿用至今。這一研究所迄今為止已經成立20年, 成為新加坡和全球知名的研究所和智庫。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成立於1997年4月, 隸屬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是新加坡主要的中國學研究機構。其研究重點最初是中國的儒家思想,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 其研究內容也有所變化, 目前主要研究中國和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
東亞研究所最初成立的宗旨和研究目的是「加強和提高關於東亞發展的學術和政策研究, 特別是當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研究, 以及中國周邊的區域國家的國際經濟研究, 包括日本、韓國和亞洲其他國家。」 (1) 為了促進學術交流, EAI組織定期的研討會和發表研究論文。EAI也參與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在新加坡的關於東亞和中國問題的會議和研討會, 參與相關的聯合研究項目和課題。EAI的長期願景是發展成為該地區關於東亞發展最重要的研究機構。而它的最初的重點是在當代中國, 研究所已擴大其研究力度, 已經在日本和韓國建立了自己的資源。
現任東亞研究所董事會主席由王賡武教授擔任, 他除了擅長華人和東南亞歷史研究之外, 還是東南亞地區研究的著名學者。王賡武是20世紀80年代前後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是東南亞歷史與華人歷史方面的權威學者。他於1957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1957年任馬來亞大學歷史系講師, 1963年起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開設「東南亞華人」等課程。1968年王賡武全家遷居澳大利亞, 1968—1986年任職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96年任東亞研究所所長。
目前EAI「旨在推動關於東亞發展的學術研究及政策導向型研究, 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 中國與東協、東亞地區、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與經貿關係等是其關注的重點領域。研究所下設政治、經濟、社會和東亞四個研究組。政治研究組主要關注中國政治發展及外交。圖書館資料豐富, 包括中外、港台的資料。內容包括東亞和中國的研究的有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外交關係、貿易投資等。目前藏書27892本, 有一些珍藏本的書籍。期刊有359種中英文期刊。還有新加坡、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各種報紙。圖書館還有非列印的微電影的膠片影像資料等」 (2) 。
關於EAI的管理方式和經費來源。據筆者訪談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較自由民主, 不經常開會。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上班時間是每天上午9點到下午5:30, 中午12:30到13:30一般是休息時間。每人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 訪問學者是兩人一間辦公室, 人員的編制情況一般是聘任制。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政府的專門資助和UNS的配套經費。但是NUS的管理特別是對教師的管理又不完全適用於EAI, EAI具有較自由和獨立的權限。EAI的考核機制也不同於國內。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規定研究所的人員必須每年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多少文章, 但是規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STAFF) 必須每人每年平均需要撰寫4篇東亞所的政府決策諮詢報告。由於實行寬鬆的考核方式, 實際上筆者訪談了解到, 東亞所的正式研究人員大多非常勤奮, 周末也會在辦公室加班, 搞科研工作。很多學者著作等身, 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