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作為一流智庫的人員配置和構成情況。EAI截止到2016年為止, 目前包括正式編制人員和訪問學者共有55人。其中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20人, 行政人員7人。主席為王賡武教授, 顧問為黃朝翰教授, 所長為鄭永年教授, 有5名高級研究員, 其餘的為研究員。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大多具有海外的博士學歷和工作背景, 能夠熟練地運用中文和英文交流。目前東亞所的訪問學者為25人左右, 因為訪問學者每年都是流動的, 訪學時間有長有短。有的訪學2個月, 有的訪學6個月, 有的訪學8個月, 也有的是訪學時間為1年的。此外EAI還有短期聘任制的高級訪學研究員, 他們來自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著名大學, 如國內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 以及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等, 主要是對東亞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學科有研究的訪問學者。他們一般來EAI待兩個月, 在離開之前必須公開在EAI作一場自己研究領域的學術報告。EAI的期刊, 主要有3個, 《中國國際期刊》《東亞政策》《東亞研究所通訊》。
關於EAI與政府的關係。EAI與政府合作關係緊密, 直屬於總理辦公署, 其研究的經費來源也是政府直接撥付。現任副所長黎良福研究員, 曾經是新加坡外交部官員, 在任期滿之後, 可以去東亞所從事學術研究。因此體現了西方國家智庫建設的「旋轉門」現象, 即政府官員任期滿之後可以去智庫從事研究, 而反過來研究人員也可以去政府部門就職, 直接從事決策和諮詢等工作。
三、EAI智庫的特色
其一, 有一流學者領銜的學術團隊。所謂一流的學者, 不僅是學術的頭銜, 而且是指學術上有精深的造詣, 具有國內和國外的學歷和研究經歷, 在政府、公眾和國際學術界有公認的知名度的學者。如王賡武教授, 曾經擔任香港大學校長, 對海外華人研究的成果國際公認;黃朝翰教授, 用中英文撰寫論文400多篇, 是知名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教授的專著在國內陸續出版, 研究成果甚至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另外東亞研究所的五位高級研究員:陳剛研究員的關於國際氣候和環境的政治研究、郭良平 (GORE Lance Liangping) 研究員的比較政治學研究、TONG Yueting, Sarah (仝月婷) 研究員關於世界經濟與中國問題的研究、LAM Peng Er (藍瓶兒) 研究員關於中日關係的研究、ZHAO Litao (趙力濤) 研究員關於中國社會轉型和社會分層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具有較大的影響, 他們的中英文的研究成果很多, 包括論文和專著。
其二, 有國際學術交流的濃厚氛圍和研究氛圍。EAI的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 規定必須每周二上午參加專門的學術討論, 就東亞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熱點問題開展討論。每周五下午有專門的學術講座, 平均每周有1-2次, 每年平均有一場自己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能夠及時了解最新動態, 把握國際發展形勢, 對於中國政治、國際關係、東亞政治有深入的、長期的跟蹤研究。在日常的科研沙龍上, 經常討論, 具有比較濃厚的科研氛圍。
其三, 有靈活的智庫管理制度。第一, 人事管理制度靈活, 有正式在編的和臨時訪學的流動編制兩種方式。東亞研究所採用西方的教育體制, 教授很少, 只有三名。另外有5名高級研究員, 剩餘的是研究員和副研究員。有四個研究方向, 中國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政治、中國和東南亞的社會政策。在人員設置上, EAI比較靈活, 其中行政人員為7人, 其餘約10名左右的是靈活的聘任制, 短期的訪問研究員, 每年來自全球各地的著名大學的學者在東亞所進行短期的講學和交流。第二, 科研管理制度靈活, 不存在盲目的硬性的規定, 必須每年在核心期刊發表多少論文。據筆者訪談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較自由民主, 不經常開會。正式在編的研究人員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每人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一般是聘任制。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規定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 但是每人每年需要撰寫4篇東亞所的政府決策諮詢報告。但是EAI的研究人員不承擔教學任務, 主要從事科研和政策諮詢工作。在考核指標上東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不和NUS的教師管理和評估體系一致, 每年需要撰寫4篇BB (background brief) , 相當於國內的決策報告。這種報告直接上交到總理辦公署, 供政府決策參考。第三, 經費管理靈活。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經費, 還有政府的資助。EAI與政府合作關係緊密, 直屬於總理辦公署, 其研究經費來源也是政府撥付。科研經費來源主要包括政府的專門經費和UNS的經費, 但是NUS的管理特別是對教師的管理又不完全適用於EAI, EAI具有較自由和獨立的權限。
其四, 有豐富的圖書資料。EAI和國內的很多高校、研究所交流緊密。一方面表現在EAI召開的研討會上經常能夠邀請到國內知名大學的知名學者來參會交流, 另一方面則是及時收集到國內的最新的圖書報刊資料。EAI的圖書報刊資料收集比較全面。EAI三樓的圖書館藏書非常豐富, 有280 000冊。筆者可以查閱到歷年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大複印資料」、《半月談》以及中國國內的著名核心期刊, 如《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行政管理》《世界經濟與政治》《管理世界》《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社會學研究》等等。此外還有香港、台灣的期刊, 以及大量的英文期刊和圖書。圖書館具有各類中英文報紙, 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南方周末》、《環球時報》等以及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報紙。豐富的圖書資料和巨大的網絡資源為EAI的研究人員查找資料、開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其五, 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例如東亞研究所的所長鄭永年教授的系列專著《保衛社會》《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未竟的變革》《中國國際命運》《改革及其敵人》《為中國辯護》在中國國內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引起廣泛關注。鄭永年教授曾在中國的頂級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2篇論文, 鄭永年教授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有專欄, 有定期的時政評論, 對公眾的社會影響力較大。再如趙力濤高級研究員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3篇論文。EAI的期刊有SSCI來源期刊的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英文期刊EAST ASIAN POLICY。EAI的研究成果有專門的網站公布, 近五年來筆者檢索到有中英文著作36部。此外, 還有大量的中英文論文、《聯合早報》上刊登的EAI學者撰寫的時政評論, 遞交政府的諮詢報告等等。另外, 在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重大項目中, 如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 都有東亞研究所的學者參與。
四、新加坡智庫經驗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啟示
第一, 更新智庫建設觀念。中國的智庫建設必須及時更新觀念, 與時俱進。應該樹立「全、特、專、協」的四字觀念。「全」, 就是全球化視野。中國的智庫建設不能固步自封, 自娛自樂, 不能滿足於對政府現有決策的論證, 而應該具有前瞻性、獨立性和全球性。應該把握全球化的大趨勢, 積極推動中國智庫的國際合作和交流, 增強國際平台的話語權, 傳遞和發出中國的聲音和理念。「特」, 就是中國特色。中國的智庫建設應該彰顯中國特色。中國智庫建設和國際智庫的不同在於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深刻把握。中國智庫具有好的平台和基礎, 數量眾多的科研人員。今後應該堅持中國立場, 服務於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獻計獻策, 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研究話語體系, 擴大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專」, 就是專業能力。中國智庫建設也要具有品牌意識, 努力實現《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的有「特色鮮明、長期關注的決策諮詢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代表人物和專職研究人員」的目標。努力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智庫、知名的專家隊伍、標誌性的研究成果, 形成國際和國內共識的研究品牌和重點領域的特色成果。「協」, 就是協同創新。中國智庫數量眾多, 今後的發展趨勢是加強合作交流, 打破各種條條框框的體制束縛, 信息共享, 資源共享, 避免重複研究。這一方面, 政府實施的協同創新計劃已經啟動。通過評估建立一批協同創新的基地, 將某一地區的某一學科的不同高校、社科院、黨校、政府研究室的相關專業的學者融合於基地, 共同協作, 進行科研攻關。
第二, 中國智庫要走出去, 發出自己的聲音。當前迫切需要改變智庫失語和失信的現象。智庫需要走出去, 一個是走向社會, 從封閉走向開放, 一個是走出國門, 與國際對話和交流, 爭奪話語權。智庫要與社會多交流, 與政府官員、特別是國際上多交流, 爭奪自己的話語權, 發出自己的聲音。需要積極舉辦和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向公眾開放免費的講座。這一方面EAI的做法值得借鑑。EAI每周都有提前商議好的選題, 在網站上提前發布廣告, 或貼海報以告之公眾、學者和學生即將舉辦的講座的內容、時間、地點和主講人情況。在EAI的會議室有專門的成果展示的窗口和平台, 有免費的咖啡、飲料。有EAI學者研究的成果包括期刊、專著, 凡是來參加聽講座的公眾可以任意免費取閱, 帶走一份。講座是免費的、開放的, 公眾、學生、教授都可以參與, 而且安排有半小時的專門的答疑互動。
第三, 加強智庫的管理制度創新。當前中國的智庫建設還受到傳統的舊體制的束縛, 沒有活力, 如人事制度, 經費制度, 科研製度等。應該鼓勵引進來和走出去, 與國際接軌對話, 有的成果 (保密的除外) 可以交流, 包括和一些國家的智庫學者對話, 政府部門對話。
首先是人才培養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 一是注重引進人才, 特別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二是注意引進原政府部門的官員和研究人員, 因為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研究人員, 既有理論功底, 也有實際工作經驗;三是建立人才培養和交流制度, 通過相關的制度和培訓考核, 鼓勵45歲以下的國內智庫的青年學者出國訪學, 拓展研究視野, 和國際一流高校和智庫學習交流。
其次是人才流動和管理制度。智庫應當是開放的、流動的。可以借鑑EAI的經驗, 靈活採用短期聘任制, 聘請海外國際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員前來國內的智庫訪學, 交流。因為一般是兩個月, 支付兩個月的工資, 成本不高, 而且是流動的, 可以及時和國際接軌, 了解到最新的科研信息動態。
再次是科研管理制度創新。一方面, 智庫的諮詢研究需要重視社會調查和實證研究, 鼓勵研究人員走出去, 「深入基層實際、深入群眾, 獲取翔實準確的一手資料。」[8]這樣才能撰寫出結論科學、可信的高質量的研究諮詢報告。另一方面則是需要營造寬鬆的民主的科研管理環境。「減少研究禁區, 為政府決策參考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允許對有爭議或政府已經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問題開展深入客觀的研究, 提出不同的觀點。」[9]另外就是科研經費的渠道應該多元化, 爭取政府、企業和其他渠道的多方支持。在課題的評審和結項方面, 嘗試政府主導下的第三方評估機制, 建立專家庫實行同行專家匿名評審, 保證成果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其四是加強科研成果宣傳和轉化機制建設。智庫的科研成果應該加大市場化宣傳力度, 不能孤芳自賞。可以仿效EAI的經驗, 採取多種形式, 「如召開學術研討會、發表公開演講、邀請名人政要到智庫演講、接受媒體採訪、開設報刊專欄、到議會作證、專訪政府官員、為決策部門提供政策諮詢、充當政策幕僚、聘請政府官員到智庫兼職、充當顧問或從事訪問研究等。」[10]除了一些涉及保密的科研成果外, 智庫的一般科研成果應該及時向社會和公眾公開, 便於公眾了解和監督, 便於學術的交流。如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為例, 「每年都要出版大約24本專著, 定期出版季刊《布魯金斯評論》、《布魯金斯經濟論刊》, 每年在各地召開100多次研討會, 加強與世界各地的專家交流」[11]。
第四, 加強高校智庫建設, 需要推進協同創新。加強高校與政府、企業深層次的多領域的合作, 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結合起來。將政府的決策研究和學術研究的前瞻性和時效性結合起來。項目和課題是聯繫智庫和政府以及企業的重要紐帶。從高校實際來看, 高校具有人力資源優勢, 開展智庫研究具有條件和基礎, 關鍵是轉變思維, 走出去和引進來, 加強與政府以及媒體的對話。從EAI的智庫建設來看, 作為一流智庫, 高校具有先天的優越性, 可以將學術研究和對策研究結合起來。高校的智庫建設要求具有戰略眼光, 超前意識, 長遠的研究方向。同時具備打應急戰的準備, 重視研究的時效性。推進高校智庫建設的重要途徑就是推進協同創新基地建設, 即集合某一城市的社科院、黨校、幾所綜合性大學的相同或類似學科的專家學者, 形成人力資本優勢, 避免重複研究, 對一些事關國家的內政外交的重大課題進行協同創新研究。教育部於2011年啟動「協同創新計劃」, 設立了一批協同創新中心, 將高校、企業、政府、相關機構聯合協同起來。今後將進一步加大協同創新基地建設, 在科研經費、管理、人員等方面開展靈活多樣的機制, 真正促進高校智庫建設。如南京大學的「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3) 就是教育部首批14家2011協同創新中心之一。這一模式代表了中國高校智庫未來發展的新趨勢。
第五, 應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在智庫發展中我們應該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借鑑國外的經驗, 民間智庫因為資金來源不依賴於政府, 因此可以保證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和公正性。特別是中國目前的幾千家智庫中大多數是依賴於政府, 研究人員為事業單位編制或者是公務員編制, 研究的課題項目、研究經費、項目結項評審都是由政府部門主管。因此, 其研究的成果往往容易偏離公正性, 成為對現行政策的論證和闡釋。而如新加坡這樣的EAI國外智庫則不同, 其一方面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 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受政府的制約, 保證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開放性。政府管得不嚴, 智庫的學術研究民主化和自由化, 具有相對獨立的空間, 學者可以具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綜上所述, 加快建設一流的智庫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的迫切需要, 中國的智庫尤其是高校智庫有自己的優勢。應該循序漸進, 逐步發展, 向國際智庫學習。只有加快智庫的相關管理制度創新, 轉變理念, 才能真正為促進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獻計獻策, 提供智力保障, 發揮出更多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