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来的空缺。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此外，好些负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
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干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入。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庆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跻身一等一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