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們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其中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物色人才，另一個負責協助這些外來人才在新加坡安頓下來。我們的官員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招攬人才，每年為新加坡引進數百個大學畢業生，填補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業國所留下來的空缺。
一個新現象是，有越來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因為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對她們敬而遠之，大學畢業的白人卻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規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國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則不然——除非她們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職業。許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們改變了這項政策。這將為新加坡的國際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此外，好些負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學認識的白人女性或日本與其他亞洲女性為妻，他們的子女充實了新加坡的人才寶庫。
隨著人們經常出國公幹或被派駐國外，同當地人頻繁交往，不同種族通婚的舊有障礙不再那麼明顯了。我們必須改變態度，對以往被視為外來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陳舊的偏見非得擯棄不可，否則它將成為新加坡朝國際貿易、工業和服務中心發展的道路上的絆腳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礙，我們還得面對人民擔心工作競爭的問題。無論在專業或較低的層次，一般人都抗拒外來人才的擁入。新加坡人明白外來人才越多，就業機會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內。
沒有外來人才，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組織的第一個內閣，十人當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吳慶瑞、杜進才在馬來亞出世，拉賈拉南出生於斯里蘭卡。現任大法官楊邦孝和總檢察長陳錫強來自馬來西亞，其他海外人才不勝枚舉。還有成千上萬個外來工程師、經理和其他專業人士在推動新加坡的發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電腦，他們就是這台電腦里的額外兆位元組。如果不以外來人才填補不足，我們永遠無法躋身一等一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