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知名时评人翁德生的长文（全文6千余字），论述新加坡建国初期努力打造一个新加坡文化，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主张不分种族共同发展成为同样的新加坡人。后来李光耀修改了这一政策，认为应该让各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都以新加坡人为共同目标。新加坡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新加坡未来也将面对三大挑战。
从浩瀚历史长河来看，新加坡的繁荣昌盛或许终究有如昙花一现。
新加坡的故事，就是李光耀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篇章。李光耀的亲密政治伙伴，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李要的是人民的尊敬而不是爱戴”。李说过治理国家并不难，最难是如何说服人们接受不讨好但长期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政治工作的难度和挑战性其实就是收服人心。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发展早期，李光耀就主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是大马各族人口比例相当平衡时期，建设公正平等多元文化社会最佳契机。合并失败新加坡被踢出局，却注定了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沦为二等公民的命运。
新加坡的独立，可以解读为马国巫统得以贯彻土著优先政策，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新马分家后的发展，证明的却是当初行动党坚持的“任人唯贤制”的成功。一个很好例子，新马合并时的MSA马新航空公司，分道扬镳后成为新航和马航两家航空公司，新航腾飞耀然的成为世界航空一流品牌，马航却“飞不起来”，正是个中关键的体制差异，左右新马各个领域的表现，非常显著。
东南亚华人经商敏锐，但是对对政治的认识不足，这些中国南方移民传统上远离朝廷，他们离乡背井抱着过客心态，在异地累积财富才落叶归根，三代后暮然发现，忽略政治权利的代价已经无法弥补。
马国的土著优先政策让少数民族愤愤不平，华人大量外移加上生育率低，马来西亚种族人口比例快速倾向马来族，帮助巫统踢新加坡出局的马华公会，对之也束手无策。
二战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遭遇，身为少数民族却累积拥有庞大财富，结果成为极端种族主义的祭品。东南亚华人的异境同曲，是否会重蹈斯辙？嗅觉敏锐的李光耀早是心有戚戚。
新加坡发展早期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扬言输出革命，引致不少东南亚华人积极响应号召。因此初期的行动党，是以林清祥为首的华校生和李光耀的英校生共同奋斗，来反殖民地争取独立。当时林清祥人气指数高昂，他能够以流利华语和方言发表演讲，这是讲英语家庭背景的李光耀望尘莫及的。林清祥当时被公认会继首席部长马绍尔之后成为新加坡未来总理。这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因为当时的客观事实让林清祥具备了领导的条件，人气指数政治能量是主要因素。
独立后行动党组织政府，党内开始出现左右路线的分歧，此时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向右转。在那个国际歌响彻云霄的时代，李光耀比邓小平更早三十年，以务实主义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李光耀在他回忆录批评缅甸总理尼温将军，说他一直劝告尼温别走国有化政策，这因为那是变相的计划经济模式，李光耀对利伯维尔场优越的先见之明，决定了新加坡的发展命运。
当中国还在自顾不暇，处于冷战的与世界隔绝时，新加坡正在为生存空间努力奋斗，不但以战略地理位置与美国尖端武器创造互惠互利，新加坡的生存空间，永远处在尴尬地缘政治环境。有如一个脆弱小生命诞生在荒野丛林，周边尽是虎视眈眈的猎食者加上没有腹地，有如政治怪胎，连水供都靠马来西亚，所以被视为毫无独立自主生存的能力。名符其实的东盟孤儿，中国大陆以外唯一华族为主的独立国家，马来语作为国语只求在区域不会显得“异类”。新加坡处在“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独立以来努力撇清血缘文化塑造独特性。
李光耀非常推崇儒家的修身养性，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为君之道必须以身作则。家境背景脱离母语和文化，从政后李光耀恶补华语，也洞悉方言的政治感召效应，用方言发表群众讲话闹不少笑话，但是李的孜孜不倦学习精神值得赞扬。华文源流政敌骂李是忘宗数典的二毛子，李回骂他们是华文沙文主义。
李光耀背上“假洋鬼子”的标签，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他的政治斗争生涯从殖民地时期争取独立到新马合并，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已经走入历史，以为代表马来西亚华族的马华公会，选择和巫统合作即使是当附庸，这就是东南亚华人的乡愿特性，他们或许有些人已经后知后觉，但是关键时刻已经断送建设公平多元社会契机。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已经走入历史，李光耀全力落实“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一个完全落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平社会。李光耀的犹太籍新闻官亚力佐西写过一本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论述“李光耀是否会表露他是华人本质，或许八十年代后期会逐渐明朗”。1986年亚力佐西英年早逝他的预言果然实现。
新加坡被迫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骤减，注定他们必须服膺于巫统的政治理念，那就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身不由己独立后的新加坡，华社在燃放炮竹大事庆祝的景象，对比李光耀在电视镜头前落泪，雄心万丈的政治家显现出高处不胜寒。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努力建造一个新加坡文化，认为不分种族共同发展成为新加坡人，这个主张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先生。若干年后李光耀修改了政策，认为应该让各个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是都以新加坡人为共同目标。
新加坡是一个看似不中不西却又中又西的社会。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却不断强调多元种族文化社会显示政治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采用更加优惠政策，这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些相似，展现的是汉文化的包容性。
新加坡这是个移民国家，三代政府在处理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从未松懈过，从组屋人口比例政策到集选区选举，其出发点都是未雨绸缪的种族和谐政策。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六的华族，身份认同会一直是政府不遗余力塑造的工作。
曾经有印度族官委议员在国会里申诉少数族群权益被忽略，已经在国会里鲜少发言的李光耀资政，马上回应说我们从来没有平等对待所有民族，我们（政策）上给少数民族得更多。这“给得更多”可以从早期华巫族土地权可见一斑，华人属于租户而马来人是业主，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来看，无疑是让原居民享有优先起跑点。这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马来西亚的土著优先政策形成强烈对比。
李光耀融合法学和儒家创造一个独特的体制，大家长管理模式但是政府部门非常独立行使执行权。八十年代财政部长吴庆瑞推动金融改革，鼓励金融机构收购合并，当时政府拥有的国际贸易公司 有意收购一家小银行被拒，结果大华银行成功收购许多小银行，整个过程在一个透明度高的进行，几十年以来新加坡已经是很法治化的一个国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新加坡非常专注于外交工作，通过高明的外交获取更大生存空间至到第三代政府，小红点的外交政策高明而专业，完全做到了“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差别只在于守业更难。
难在于中美开始博弈，而中国已经不再韬光养晦，包括国际事务，新加坡处在重要战略地理位置，面对中美选边站的窘境。
如果新加坡外交政策让人一目了然，那么新加坡才是真正有难了，必须做到让人雾里看花，高明的外交工作注定要挨骂的，这就是第三代政府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新加坡，东南亚国家都面对中美博弈的抉择，形成一种经济依赖中国防务依赖美国的局面，东盟（东盟）外交上各有立场。
新加坡的处境，让李光耀和台湾领导蒋经国建立起良好私交，因为他看到蒋经国的是一个勤政亲民、生活俭朴的政治人物，完全符合李光耀对自己和从政者的标准。这个行动也影响着新加坡的外交处境，新加坡建国以来睦邻政策从未松懈，但是假想敌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新加坡处在最脆弱时期，如果遭遇攻击，蒋经国政府可能是唯一伸出援手的。
站在一个大华人文化的立场，李光耀与台湾在李登辉上台后政治互动不再密切，但是政府和民间交流不受影响。李登辉的台独立场让李光耀很揪心，他公开说过，如果两岸发生战乱，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被延误七，八年。很显然，他希望中国顺利发展经济成为发达国家。
新加坡从疆土概念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country,但是国家民族意识依然是一个不断蜕变的 nation。1980年新加坡举办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友谊赛，观众一面倒支持中国球员，触动敏感的政治和外交神经，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引起辩论，质疑新加坡人的认同问题，而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至今依然是政府努力不懈的课题。新马唇齿相依，马来西亚种族政治还会延续下去，对新加坡肯定产生辐射作用，维持种族人口比例是坚定不移的国策。
开放政策依然是小岛国求生之道，全球化提供了发展契机，但同时也是国民意识的考验，现代人对乡土情结薄弱，塑造凝聚力显得事倍功半。新加坡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邻国，种族政治是否会逐代淡化。
印度尼西亚华族不到百分之三，在同化政策下新一代属于“不中不西不土”，外貌是华族但已经与母族文化脱节，口操英语但不是洋人，名字语言本土化但从来没有真正被接受。这个千岛之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恐怖组织细胞散布难以预料，卧榻之旁有如富裕繁荣小红点的新加坡岂能高枕无忧？
马来西亚政治从纳吉政府跨台后，经济搭上中国列车开始翻盘，马哈迪对中资喊停，因为这违背了他一生政治斗争目标，他希望国家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中资涌入会带来人才，这就意味着人口比例出现改变，这不是马哈迪首相想看到的。中国的顺利崛起，能够为所有东南亚华人创造附加值，不只是经济上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这当然包括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族人口比例递减，不只影响华族的少数民族命运困境，也让新加坡显得更加孤单，如果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会随着全球化时代逐渐淡化，这是所有少数民族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其实也可以从巫统三代领导风格各异取得结论，而耄耋之年的马哈迪正在开历史倒车。
马哈迪的口号2020年马来西亚能，其实他是为了证明马来人能，这是他一生斗争最坚定的意识形态，很讽刺的是“马哈迪主义”正是阻碍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因素。新马两国虽然已经被政治上划分开来，但是两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东南亚国家还处在发展中阶段，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李光耀政治模式是主要关键。
一党独大招揽全国政治精英而且代表各个族群，实施“政治清廉，法治精神和任人唯贤”，这就是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政治清廉需要高薪养廉，其实更加准确解读概念是与市场竞争人才，1994年建议部长薪金制与市场挂钩舆论哗然，至今依然是执政党“政治包袱”决策，因为老百姓传统观念无法接受政治人物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不理解铜臭味背后的崇高目标，就是鼓励优秀人才挺身从政，避免重蹈发达国家二流领导困境。如果说政治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产生好政府，那么如何吸引合适人才出任公职，酬劳应该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