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选票政治，明显就是西方的。
乍一看，新加坡的政治特点是过程西方、结果东方。
但是，仔细一研究，过程也不那么西方，结果也不那么东方。
新加坡一党执政的不同点在于，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议会政府来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它的党组织比较简单松散。
很多中国官员去考察人民行动党总部时，都对总部大楼的简陋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只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夹在居民组屋的中间，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
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人民行动党总部大楼，但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而且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于是总部就扎根在远离市区的居民区。
而且，人民行动党只有1.5万名党员，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远不及越南5%的比例。
人民行动党简单的总部和稀少的党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这表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人民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权力来源于选民的选票，不能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
这么一看，新加坡的一党执政就很不东方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的政治就明显西式，因为它的选举过程，没那么西方。
提醒大家思考一点：2020年人民行动党为何能以60%的得票率，就能赢得90%的国会席位和90%的选区？
既然新加坡人的投票是真实的，几乎看不到舞弊的报道，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投票机制有利于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选举有一个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设计：集选区。绝大部分国会议员来自于集选区。
一般的选举，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选区派一个候选人，但新加坡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集选区派4-6位候选人。组团竞选，赢家通吃，赢了的全部进国会，输家挂零。
这种组团模式，是明显有利于强者。以至于很多时候，反对派在集选区无法凑齐4-6位候选人，人民行动党自动获胜；即便反对派能凑齐人数，但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家独大，候选人的实力显著强于反对派。
而且，新加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选区不固定，每届变化。比如，2011年是15个集选区和12个单选区；2015年是16个集选区和13个单选区；2020年是17个集选区和14个单选区。
选区的划分也不透明，基本上人民行动党说了算。因此，人民行动党就把自己的传统优势区域划分为单选区，把反对派比较受欢迎的区域划分为集选区，根据每届选举的情况适时调整。
集选区与选区不固定，构成了新加坡独有的选举规则。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特色选举，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就说过：
“我们在踢一场足球赛，但行动党却没有固定的龙门。他们是用流动的龙门，所以我们很难瞄准射球。”
集选区是1988年由李光耀推出，当时的情况是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显著低于六七十年代，降到了63%，如果任其发展，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不保。
那么，如果说选举体制故意设计成有利于执政党的样子，还能称之为公平的选举吗？这就使得，在《经济学人》公布的民主指数中，新加坡长期处于中游水平，还比不上马来西亚和印尼，更不用说日韩了。
所以，你看，单纯用东方或西方来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的某一方面，都不准确。
人民行动党在党章开头就指出：通过代议制和民主政府保障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李光耀并没有放弃东方的传统政治目的：稳定是首要任务，他认为，如果新加坡出现两党制或联合执政，就会陷入争执不休的大动乱，西方的民主体系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新加坡要避免这种情形。
李光耀自己说这是“东方式的民主主义”，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实行渐进式民主。
这种融合的理念也反映在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上，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维持权力制衡与个人自由，但同时强调服从和集体凝聚力。
新加坡确实实行非常严格的管理。为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对违法者处以很严厉的处罚，比如在公交车上吸烟会罚款2000新元（相当于月平均工资），在建筑物上乱涂鸦会处以数月的监禁。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都能判处鞭刑。鞭长一点二米，是用当地带刺的藤条绑成。
1993年，有个美国移居新加坡的16岁男孩费伊，因为在街上胡乱涂鸦，被判处6下鞭刑。最后他在回美国时这样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新加坡。”
而且，新加坡还有死刑，但它的死刑不是国际通用的注射和枪决，而是借用中世纪英国执行的绞刑。这种酷刑能让罪犯临死前遭受更大痛苦。还有令人惊讶，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居然是新加坡！
用严刑峻法来形容新加坡，并不为过。
所以，很多国人就认为新加坡是法家治国，对民众的管控极严。这就属于错误解读了。
法家不仅不是法治，而且是法治的对立面。法治以人文价值为准绳，法家反人性；法治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法家是为了管控和压榨民众。一个以民众为目的，一个以民众为工具；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控制，岂可相提并论？
所以，法家的严刑峻法无法产生现代文明秩序，而新加坡是公认的现代文明国家。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校毕业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治时作了东方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李光耀自己就说，新加坡的繁荣，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什么儒家思想。
所以，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不仅是指政府对社会的严格管理，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关系人情办事，“法来治，不是人来治”。任何人如果觉得执法不公，就可以投诉，新加坡议员们的很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处理民众投诉。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很强大，控制了很多社会资源，但因为有民众的监督，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全球有名。
新加坡的政府行为，既没有东方那样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丛生，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争执不断和效率低下。东方的一条道路，可以不断快速重修，利益都进了相关人员的腰包；欧美可以在增设一个电线杆的问题上讨论半个月，最终也没个结果。
也就是说，新加坡采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东方的法家方式，扬长避短，从而催生出一个高效、文明的花园城市。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轻松愉快，不是东方的那种冷漠；他们有责任心、守规矩，不是西方的那种散漫。
新加坡的这种融合东西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官员队伍的建设上。它奉行精英政治，注重公务员队伍的培养，这很东方；但它的公务员大都是接受西方正统教育。
新加坡实施典型的精英政治，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一定会下沉，化为乌有。所以，李光耀对干部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就像是一个严父，辛勤劳作，认真地教化和呵护自己的子女。
新加坡政府汇聚了全国的精英人士，但政府决策不是精英们关门内部讨论，而是所有决策都经过公开的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国会反复辩论，李光耀陈述各种理由才实行。80年代这个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新加坡政府进行了认真检讨，就取消了这个政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
为了让精英人才对从政有兴趣，李光耀采用高薪吸引。很多人说新加坡“高薪养廉”，这是不对的，新加坡的高薪，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新加坡的廉洁，靠的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
在前文说过，李光耀反对两党制。但他的理由并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而是如果这样做，优秀人才就不会选择从政，既然参选有落选可能，还要费尽心思打选战，那些优秀的人何必放弃本业来从政呢？他还说，美国和英国那些议员，都不是各自领域的最杰出人才。
没有人会愿意牺牲美好的事业和高额的薪水，来换取一份薪资大幅降低的工作。所以，新加坡屡次讨论部长减薪时，李光耀都是坚决反对，那会导致政府的人才流失。
所以，换一种角度看，新加坡部长的工资看着很高，其实并不高。按新加坡统计数据，部长们原来的岗位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和高管层，其从政后的收入只有原来收入的70%，而且没有其它福利待遇，卸任后也没有退休金或其他特供待遇。
所谓“高薪养廉”，就很多人的自我想像，刻意忽视了新加坡的法治内核，片面强调薪酬，这种避重就轻的看法，在媒体中很泛滥，掩盖了真相。
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简而言之，就是精英带头、人民参与、人民监督，高效而不独断，民主而不民粹。
所以，你看，新加坡的政治运作，处处体现著东西方的融合与智慧。
李光耀称之为“带有家长制化身的东方式民主主义”。
超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人民行动党长期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新加坡长期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了。
只不过，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而非阶级斗争、渐进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劳资合作而非劳资对立，来建立以中产阶层为根基的、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体制。
在这方面，英国工党的成就最早、最大。
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成立时，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深受英国影响，李光耀就学习英国工党，创建了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政党，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源。党章明确写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时候，新加坡还没有独立。
可见，新加坡在诞生前，就已经被注入了东西方融合的色彩。你很难说，人民行动党到底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
就如同，你很难说，新加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人民行动党的元老、新加坡原副总理拉贾拉南，曾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作出精辟总结：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李光耀持同样的看法：一个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和一个社会主义政府。
通俗点讲，用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用社会主义分配财富。
那么，追根溯源，如果我们知道人民行动党一开始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自然就对上述所有的政治“东”“西”杂糅表示理解了。
无论是新加坡的种族国情，还是李光耀最初的选择，新加坡注定了要走东西结合的独特道路。
一些网友喜欢引用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学回答“末代港督”彭定康提问时讲的一句话：
“我从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后面还有一段话：
“需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进步，和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才可以支撑维系起一个民主社会。当你有六七成的民众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