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種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選票政治，明顯就是西方的。
乍一看，新加坡的政治特點是過程西方、結果東方。
但是，仔細一研究，過程也不那麼西方，結果也不那麼東方。
新加坡一黨執政的不同點在於，人民行動黨是通過議會政府來執政，而不是通過黨直接執政，它的黨組織比較簡單鬆散。
很多中國官員去考察人民行動黨總部時，都對總部大樓的簡陋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的機場路邊，只不過是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只有二層高的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夾在居民組屋的中間，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
曾多次有人提議在市中心最繁華的烏節路建一座人民行動黨總部大樓，但經過反覆考慮取消了這一計劃。認為總部大樓建在市中心太顯眼，而且會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於是總部就紮根在遠離市區的居民區。
而且，人民行動黨只有1.5萬名黨員，僅占全國人口千分之三，遠不及越南5%的比例。
人民行動黨簡單的總部和稀少的黨員，表明它沒有、也不可能承擔任何政府職能。這表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選區人民群眾中。人民行動黨不顯示權力，而是時刻告誡權力來源於選民的選票，不能凌駕於政府權威之上。
這麼一看，新加坡的一黨執政就很不東方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新加坡的政治就明顯西式，因為它的選舉過程，沒那麼西方。
提醒大家思考一點：2020年人民行動黨為何能以60%的得票率，就能贏得90%的國會席位和90%的選區？
既然新加坡人的投票是真實的，幾乎看不到舞弊的報道，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投票機制有利於人民行動黨。
新加坡選舉有一個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設計：集選區。絕大部分國會議員來自於集選區。
一般的選舉，是一個黨派在一個選區派一個候選人，但新加坡是一個黨派在一個集選區派4-6位候選人。組團競選，贏家通吃，贏了的全部進國會，輸家掛零。
這種組團模式，是明顯有利於強者。以至於很多時候，反對派在集選區無法湊齊4-6位候選人，人民行動黨自動獲勝；即便反對派能湊齊人數，但由於人民行動黨長期一家獨大，候選人的實力顯著強於反對派。
而且，新加坡還有一點與眾不同：選區不固定，每屆變化。比如，2011年是15個集選區和12個單選區；2015年是16個集選區和13個單選區；2020年是17個集選區和14個單選區。
選區的劃分也不透明，基本上人民行動黨說了算。因此，人民行動黨就把自己的傳統優勢區域劃分為單選區，把反對派比較受歡迎的區域劃分為集選區，根據每屆選舉的情況適時調整。
集選區與選區不固定，構成了新加坡獨有的選舉規則。對於這種不公平的特色選舉，新加坡人民黨秘書長詹時中就說過：
「我們在踢一場足球賽，但行動黨卻沒有固定的龍門。他們是用流動的龍門，所以我們很難瞄準射球。」
集選區是1988年由李光耀推出，當時的情況是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顯著低於六七十年代，降到了63%，如果任其發展，人民行動黨的地位不保。
那麼，如果說選舉體制故意設計成有利於執政黨的樣子，還能稱之為公平的選舉嗎？這就使得，在《經濟學人》公布的民主指數中，新加坡長期處於中游水平，還比不上馬來西亞和印尼，更不用說日韓了。
所以，你看，單純用東方或西方來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的某一方面，都不準確。
人民行動黨在黨章開頭就指出：通過代議制和民主政府保障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李光耀並沒有放棄東方的傳統政治目的：穩定是首要任務，他認為，如果新加坡出現兩黨制或聯合執政，就會陷入爭執不休的大動亂，西方的民主體系顧及個人利益而忽視了社會整體，新加坡要避免這種情形。
李光耀自己說這是「東方式的民主主義」，在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實行漸進式民主。
這種融合的理念也反映在新加坡政府的國家治理上，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維持權力制衡與個人自由，但同時強調服從和集體凝聚力。
新加坡確實實行非常嚴格的管理。為維護公共衛生和秩序，對違法者處以很嚴厲的處罰，比如在公交車上吸菸會罰款2000新元（相當於月平均工資），在建築物上亂塗鴉會處以數月的監禁。新加坡還保留古代的鞭刑，搶劫、敲詐勒索、聚眾鬥毆，都能判處鞭刑。鞭長一點二米，是用當地帶刺的藤條綁成。
1993年，有個美國移居新加坡的16歲男孩費伊，因為在街上胡亂塗鴉，被判處6下鞭刑。最後他在回美國時這樣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新加坡。」
而且，新加坡還有死刑，但它的死刑不是國際通用的注射和槍決，而是借用中世紀英國執行的絞刑。這種酷刑能讓罪犯臨死前遭受更大痛苦。還有令人驚訝，全球判處死刑比例最高的國家居然是新加坡！
用嚴刑峻法來形容新加坡，並不為過。
所以，很多國人就認為新加坡是法家治國，對民眾的管控極嚴。這就屬於錯誤解讀了。
法家不僅不是法治，而且是法治的對立面。法治以人文價值為準繩，法家反人性；法治是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法家是為了管控和壓榨民眾。一個以民眾為目的，一個以民眾為工具；一個是管理，一個是控制，豈可相提並論？
所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無法產生現代文明秩序，而新加坡是公認的現代文明國家。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來自於它的法治傳統。法治傳統是英國殖民者的遺產，由李光耀這個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以及他的一些從英國學校畢業的同僚們很好地承襲下來。當然，他在繼承英國法治時作了東方文化的改造，這就是他強調嚴刑峻法的一面。
李光耀自己就說，新加坡的繁榮，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什麼儒家思想。
所以，新加坡的嚴刑峻法不僅是指政府對社會的嚴格管理，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規章制度辦事，而不是靠關係人情辦事，「法來治，不是人來治」。任何人如果覺得執法不公，就可以投訴，新加坡議員們的很大部分精力就用在處理民眾投訴。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很強大，控制了很多社會資源，但因為有民眾的監督，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全球有名。
新加坡的政府行為，既沒有東方那樣的官僚主義和腐敗叢生，也沒有西方那樣的爭執不斷和效率低下。東方的一條道路，可以不斷快速重修，利益都進了相關人員的腰包；歐美可以在增設一個電線桿的問題上討論半個月，最終也沒個結果。
也就是說，新加坡採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東方的法家方式，揚長避短，從而催生出一個高效、文明的花園城市。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感覺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輕鬆愉快，不是東方的那種冷漠；他們有責任心、守規矩，不是西方的那種散漫。
新加坡的這種融合東西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官員隊伍的建設上。它奉行精英政治，注重公務員隊伍的培養，這很東方；但它的公務員大都是接受西方正統教育。
新加坡實施典型的精英政治，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經常強調一個觀點，如果新加坡讓平庸的人來治理，這個國家一定會下沉，化為烏有。所以，李光耀對幹部有著嚴格的要求，不但要求政府部長有決策能力，而且要有公開解釋政策的能力。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政府就像是一個嚴父，辛勤勞作，認真地教化和呵護自己的子女。
新加坡政府匯聚了全國的精英人士，但政府決策不是精英們關門內部討論，而是所有決策都經過公開的辯論，聽取民意，並根據民意作出調整。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經過國會反覆辯論，李光耀陳述各種理由才實行。80年代這個政策受到廣泛指責，新加坡政府進行了認真檢討，就取消了這個政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
為了讓精英人才對從政有興趣，李光耀採用高薪吸引。很多人說新加坡「高薪養廉」，這是不對的，新加坡的高薪，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從政；新加坡的廉潔，靠的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
在前文說過，李光耀反對兩黨制。但他的理由並不是什麼民主不民主，而是如果這樣做，優秀人才就不會選擇從政，既然參選有落選可能，還要費盡心思打選戰，那些優秀的人何必放棄本業來從政呢？他還說，美國和英國那些議員，都不是各自領域的最傑出人才。
沒有人會願意犧牲美好的事業和高額的薪水，來換取一份薪資大幅降低的工作。所以，新加坡屢次討論部長減薪時，李光耀都是堅決反對，那會導致政府的人才流失。
所以，換一種角度看，新加坡部長的工資看著很高，其實並不高。按新加坡統計數據，部長們原來的崗位都是各行業的精英和高管層，其從政後的收入只有原來收入的70%，而且沒有其它福利待遇，卸任後也沒有退休金或其他特供待遇。
所謂「高薪養廉」，就很多人的自我想像，刻意忽視了新加坡的法治內核，片面強調薪酬，這種避重就輕的看法，在媒體中很泛濫，掩蓋了真相。
新加坡政府的國家治理，簡而言之，就是精英帶頭、人民參與、人民監督，高效而不獨斷，民主而不民粹。
所以，你看，新加坡的政治運作，處處體現著東西方的融合與智慧。
李光耀稱之為「帶有家長制化身的東方式民主主義」。
超乎絕大多數人意料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人民行動黨長期以社會主義政黨自居，新加坡長期以社會主義為政治目標，這一點似乎被人遺忘了。
只不過，新加坡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列寧主義。
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是主張通過議會鬥爭而非階級鬥爭、漸進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勞資合作而非勞資對立，來建立以中產階層為根基的、人人機會平等的社會主義體制。
在這方面，英國工黨的成就最早、最大。
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成立時，由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深受英國影響，李光耀就學習英國工黨，創建了一個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政黨，把民主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源。黨章明確寫出：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的、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時候，新加坡還沒有獨立。
可見，新加坡在誕生前，就已經被注入了東西方融合的色彩。你很難說，人民行動黨到底是資本主義政黨，還是社會主義政黨？
就如同，你很難說，新加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人民行動黨的元老、新加坡原副總理拉賈拉南，曾對新加坡的民主社會主義作出精闢總結：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和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李光耀持同樣的看法：一個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的制度和一個社會主義政府。
通俗點講，用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用社會主義分配財富。
那麼，追根溯源，如果我們知道人民行動黨一開始的民主社會主義目標，自然就對上述所有的政治「東」「西」雜糅表示理解了。
無論是新加坡的種族國情，還是李光耀最初的選擇，新加坡註定了要走東西結合的獨特道路。
一些網友喜歡引用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學回答「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問時講的一句話：
「我從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後面還有一段話：
「需要的是經濟的發展進步，和大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這樣才可以支撐維繫起一個民主社會。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