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发现，在“断路器”期间及之后，新加坡女性对其婚姻的满意度有所降低。
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不得不承担超量的家务，以及新冠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其他压力。
这项研究考察了去年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在育儿和家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男性和女性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差异。
教授简介
陈宝玲
Tan Poh Lin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助理教授陈宝玲(Tan Poh Lin)通过跨学科的视角研究新加坡的家庭和人口问题，包括生物统计学和健康、社会学和经济学。主要研究新加坡生育政策。
在这项研究中，陈宝玲博士和她的合著者对290名已婚女性进行了调查，这些女性每人至少有一个孩子。
这部分女性来自陈博士从2018年以来就其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采访的660名已婚女性，采访内容包括性生活频率和生孩子的时间规划。
该研究其他作者包括耶鲁大学助理教授臧晓露 (Emma Zang)博士，耶鲁大学博士生Thomas Lyttelton先生，以及耶鲁大学硕士生Anna Guo女士。
在5月举行的美国人口协会(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年度会议上公布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约5%的父母在疫情中失去了工作。
而那些保住工作的人中，30%的母亲们和40%的父亲们收入有所减少。
研究发现，在去年4月7日至6月1日“断路器”期间及其之后，母亲们的婚姻和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当时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遭暂停，许多新加坡人开始远程居家工作。
研究发现，在疫情之前，如以五分制计算(五分代表非常满意)，则母亲们的平均婚姻满意度为3.9分。“断路器”期间及之后，满意度下降到3.6分。
陈博士说，造成这种下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性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务。
工作与家庭安排引起的冲突，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紧张感，也可能导致女性满意度的下降。
作者们认为，在“断路器”期间，家务方面的性别差距扩大，并且，无论其收入如何，这一差距在所有家庭中都持续存在。
在“断路器”之前，女性每天平均花68分钟做家务，而男性每天花43分钟。
“断路器”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112分钟，而在这之后，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为108分钟。对于男性来说，在此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63分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则上升到66分钟。
陈博士说：“由于人们在“断路器”期间及之后留在家里的时间更多，必须完成的家务劳动量也随之增加。”
“这造成了性别差距的扩大，女性做了大部分的额外家务，主要原因是家务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
对于配偶中至少有一方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来说，“断路器”期间及之后，其在育儿方面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
育儿用时的差异从疫情前的125分钟，缩减到“断路器”期间的108分钟及之后的79分钟。
陈博士说：“相比之下，尽管育儿工作也最常由女性完成，但男性一般更愿意帮忙，因为这对他们或许更有收获和意义。”
陈博士说，这项研究并不能代表所有新加坡的已婚女性，但仍然值得注意。
原因在于，这一研究跟踪了“断路器”期间及其之前之后的同一组受访者，而其他大多数研究没有这样做。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陈博士提到，由于预算限制，男性没有接受采访，关于他们如何花费时间和其他变量的数据从他们的妻子那里收集。
她补充说道：“随着政府继续鼓励雇主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鼓励父亲为养育孩子做出更多贡献，我们应注意到，在广泛转向远程办公的同时，女性的家务负担也在不成比例地增加。”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恩赐(Tan Ern Ser)表示，在家务方面的性别差距可能是由于男性从小就被社会化地扮演其性别角色。
然而，随着新加坡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现代化，性别平等已经有了重大转变。
陈博士说：“在这整个关于家务的辩论中，我们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而不仅仅是谁做得多或少。夫妻双方确实需要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他们的家庭环境做出理性的决定。尽管结果看起来可能不平等，但这可能恰恰是主张平等主义的夫妇做出的决定。
这样说并不是给那些不把家务劳动视为夫妻共同责任的男人找理由，但我们也不应该仅仅通过家务劳动的差距就急于做出判断。”
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倡导与研究主管莎莉·辛戈兰（Shailey Hingorani）表示，疫情期间，女性无偿劳动的增加对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就业状况等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
她补充说：“女性的婚姻和生活满意度下降，这对她们的配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来说不是好兆头。
不幸福的女性不太可能想继续维系婚姻，也不太可能想要孩子”。
文章来源：The Straits Times，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
作者：Theresa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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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