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被卖“猪仔”下南洋,不但不视为人，而且连牛马也不如，所以叫做“猪仔”。
据历史文献记载，买卖猪仔的掮客，称为“客头”，一般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大港设立客馆，派遣爪牙“或甜言诱拐，或设局迷骗，或偶有失而见恶于父兄，或有获罪而不容于宗国，一经游说，鲜有不坠其术中者”。
1888年9月18日《叻报》的一篇新闻《论拐卖新客》报道，“猪仔”到了南洋之后，被集中拘禁于各地的客馆，等候各地“头家”来取赎。
取赎的价格不一，被转卖到棉兰一带种植烟草的，身价最高，达到120至130元。到槟城种植甘蔗的，大概六七十元。到柔佛垦荒的，五六十。在新加坡、柔佛种植甘蜜的，身价只有三四十。
取赎之后，被卖到园丘的，“作极苦之工，临易死之地，食则不供一饱，用其力则强负千斤，天没亮被赶去做工，稍不如意即肆虐鞭挞，种种凌辱，不但苦不堪言，而且丧失了基本的人格与自尊。
猪仔契约三年，每月工资五元，三年一共180元，虽然预支一半，但层层剥抽，剩下的不过十多元。而且三年之内，即便生病也不准休假，告假须扣工资，而且许多人染上嫖赌鸦片恶习，往往终身不得自由，存钱回老家根本毫无指望。
1889年4月3日《叻报》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者死于水土不服，或者死于天时不正，历经艰险能回归到老家的，十个当中只有一两人。
1878年，龟咯开埠，华工于是前来垦荒，开辟园丘，包括猪仔和自由移民。龟咯有个港主名叫周福安，他父亲顶顶有名，叫Chew Boon Lay 周文礼。新加坡的文礼区，就是以他命名。
龟咯的华人聚落慢慢成形，以龟咯港脚和咸水港港脚为经营据点。后来，华人越来越多，龟咯成了以福建金门祖籍为绝大多数的华人渔村。
今天的龟咯，早已不是当年的猪仔伤心地，它以海鲜和旅游业而闻名，有不少团组到这里过个惬意悠闲的周末和假日。此心安处是吾乡。
原本是异乡的东南亚，经过一百多年，已成为了我们东南亚华人的家乡。
在文化上，我们一方面认同中华，另一方面则与本地文化共生共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情感上，我们心系原乡，无论是当年南侨机工支援抗战，或是后来的长江大水、汶川地震，海外华人出力出钱最大者，莫过于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