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执政的行动党并没有失去它的政策触觉和竞争性。它即刻推出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强化社会安全网，并在2012年至2013年开展了一系列“新加坡对话会”，收集民意。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行动党得票率进步到接近70%（69.9%）。2011年大选的教训，是必须贴近不断改变的政治景观。在2020年全国大选，我们看到了新加坡全然的再政治化。
进入21世纪，我们现在正处于行政国家2.0版或3.0版。它在很多方面强化了，在另一些方面则弱化了。国家还是强大且权力高度集中。政府通过政联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经济中所扮演的企业家角色已扩大。
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发现，拥有理工学院和大学学历者，占新加坡居民劳动力的57.6%。（档案照）
新加坡在这些年来已发生了变化。2019年的劳动力调查发现，拥有理工学院和大学学历者，占了居民劳动力的57.6%。在这当中，32.4%毕业自外国大学。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PMET）增加到129万9800人，是2019年整体劳动力的58.3%。为他们找到好的工作成了一个问题。
他们对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持有某种看法，并且对于外来的PMET取代自己的工作非常不满。他们的挫折感经由社交媒体和网上平台强烈地表达出来。其中一部分试图挑战既有的共识。尽管活动成长的空间有限，反对党的数目仍旧增加。但民间组织的出现犹如雨后春笋，吸引了年轻、受良好教育和理想主义的人士加入。民间组织从来没有如此活跃。
最近的冠病疫情显示，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课题和社会裂缝的预警系统，在诸如被虐待的妇女、贫弱老人或外籍客工等方面，无论所反馈的多么让人不快，都大有可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应当更紧密合作，因为双方都意在改善弱势者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展望未来，新加坡的明确目标是利用新经济，并在后冠病时代的转型世界中寻找非一般的机遇。（彭博社）
展望未来，新加坡的明确目标是利用新经济，并在后冠病时代的转型世界中寻找非一般的机遇。我们希望有勇于冒险的精神，来引领我们进入未来经济，因此我们也必须为异议保留空间。要善用外部机会，要思人所不敢想，我们必须拓展思想空间，提供更多的表达空间，鼓励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鼓起勇气，别样地思考，创新地思考。
我们必须认真地抗拒团体迷思。在成功的官僚体制里，允许天马行空的思考甚至是必须的。若我们的政治体制须要改进，那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体制和国家里，容纳异议和多元观点。
新加坡的民主曾遭遇民粹主义挑战的时刻，而行动党政府从中恢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不会重返我们的政治。在过去10年，贫富差距问题不断在新加坡被讨论，尤其是差距似乎在扩大。贫富差距扩大的讨论，也主导了全球的政治、商业和学术议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削弱新加坡的民主和经济体系吗？容我说两点。一是关于我们塑造的经济体系；二是关于平等。
行动党在建设适合新加坡所需的民主制度时，也为共和国形塑了其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模式。第一代领导人最初是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当时李光耀已经对人性的本质和奖励制度的必要性，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并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建立了开放和自由市场的经济，欢迎跨国企业，并不相信福利国家制度，但一心要为人民提供教育、工作和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