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執政的行動黨並沒有失去它的政策觸覺和競爭性。它即刻推出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強化社會安全網，並在2012年至2013年開展了一系列「新加坡對話會」，收集民意。在2015年的全國大選中，行動黨得票率進步到接近70%（69.9%）。2011年大選的教訓，是必須貼近不斷改變的政治景觀。在2020年全國大選，我們看到了新加坡全然的再政治化。
進入21世紀，我們現在正處於行政國家2.0版或3.0版。它在很多方面強化了，在另一些方面則弱化了。國家還是強大且權力高度集中。政府通過政聯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經濟中所扮演的企業家角色已擴大。
2019年的勞動力調查發現，擁有理工學院和大學學歷者，占新加坡居民勞動力的57.6%。（檔案照）
新加坡在這些年來已發生了變化。2019年的勞動力調查發現，擁有理工學院和大學學歷者，占了居民勞動力的57.6%。在這當中，32.4%畢業自外國大學。專業人士、經理、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PMET）增加到129萬9800人，是2019年整體勞動力的58.3%。為他們找到好的工作成了一個問題。
他們對於國家的發展方向持有某種看法，並且對於外來的PMET取代自己的工作非常不滿。他們的挫折感經由社交媒體和網上平台強烈地表達出來。其中一部分試圖挑戰既有的共識。儘管活動成長的空間有限，反對黨的數目仍舊增加。但民間組織的出現猶如雨後春筍，吸引了年輕、受良好教育和理想主義的人士加入。民間組織從來沒有如此活躍。
最近的冠病疫情顯示，民間組織作為社會課題和社會裂縫的預警系統，在諸如被虐待的婦女、貧弱老人或外籍客工等方面，無論所反饋的多麼讓人不快，都大有可為。政府和民間組織應當更緊密合作，因為雙方都意在改善弱勢者的生活，建設更美好的社區。
展望未來，新加坡的明確目標是利用新經濟，並在后冠病時代的轉型世界中尋找非一般的機遇。（彭博社）
展望未來，新加坡的明確目標是利用新經濟，並在后冠病時代的轉型世界中尋找非一般的機遇。我們希望有勇於冒險的精神，來引領我們進入未來經濟，因此我們也必須為異議保留空間。要善用外部機會，要思人所不敢想，我們必須拓展思想空間，提供更多的表達空間，鼓勵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人鼓起勇氣，別樣地思考，創新地思考。
我們必須認真地抗拒團體迷思。在成功的官僚體制里，允許天馬行空的思考甚至是必須的。若我們的政治體制須要改進，那就是如何在我們的體制和國家裡，容納異議和多元觀點。
新加坡的民主曾遭遇民粹主義挑戰的時刻，而行動黨政府從中恢復過來。這並不意味著民粹主義不會重返我們的政治。在過去10年，貧富差距問題不斷在新加坡被討論，尤其是差距似乎在擴大。貧富差距擴大的討論，也主導了全球的政治、商業和學術議程。
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會削弱新加坡的民主和經濟體系嗎？容我說兩點。一是關於我們塑造的經濟體系；二是關於平等。
行動黨在建設適合新加坡所需的民主制度時，也為共和國形塑了其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模式。第一代領導人最初是英國工黨領袖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當時李光耀已經對人性的本質和獎勵制度的必要性，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們並非正統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建立了開放和自由市場的經濟，歡迎跨國企業，並不相信福利國家制度，但一心要為人民提供教育、工作和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