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车”和“脚车”脱颖而出
脚踏车在新加坡出现，经过100多年与华社的亲密接触，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各种不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有些经历时间的考验，最后沉淀为新加坡固定的华语词语。
二战后的新加坡华社，“脚踏车”和“脚车”并用，无论作为书面语出现在华文报章上，或者作为口语出现在民间交流上，这两个词语都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
新加坡华社主要是由闽粤地区华人移民组成，闽粤文化成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构成的主要社会基础。“脚踏车”和“脚车”最终能脱颖而出，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必须符合当地华族社会的口语习惯；其次它必须由繁化简容易上口，才能广为大家接受。
“自行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钦定为汉语的标准词语。它虽然挟其官方地位，依然不能在新加坡华社站稳脚跟，其主要原因就是词语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密切，以及因地域使用习惯不同，而产生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感。
脚踏车在中国
脚踏车在华语的原乡中国，又是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被认识、被命名的历程？
根据文献资料，中国人与脚踏车的初遇发生在清末，1865年清朝总理衙门派斌桩及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前往西方诸国访问。
在他返国后所写的《乘槎笔记》中，描述他在巴黎街头看到新奇器械，不过只说明其外观和特点，并没给它命名。反观随行的张德彝，在其所著的《航海述奇》中这么说：
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威娄希北达。
“威娄希北达”显然是英文velocipede的音译。从这段叙述来判断，其所说的两轮自行车，也不是在为它命名，而是描绘脚踏车的外观和运作的功能。
自此之后，虽然一些有关脚踏车的不同名称零星出现在文献上，比如“自行车”（1870年《中国教会新报》）；“脚踏车”“双轮踏车”（1876年《格物汇编》）；“自转车”（1917年《清稗略钞》）等。不过，这些脚踏车词语的出现，主要在于介绍国外的新器具，而不是说明脚踏车在中国使用的实况。
有关脚踏车在中国出现的报道，则是登载在《点石斋画报》（1884-1898）上，以图配文的方式，在一则题为《赛脚踏车》的报道这么描述：
脚踏车，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见，至近年来始盛行之。
从这则报道得知，脚踏车在上海流行始于1880年代，从画面来看，使用者还是以洋人为主。另一则脚踏车的报道则迟至1910年代才出现在《图画日报》（1909-1910）上，从画面上看骑车者清一色是沪上的名媛。可见即使贵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的当年，脚踏车还没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罗大众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从1880年至新中国成立，上海的报章杂志多数采用“脚踏车”，在当年著名的《良友》画报和《美术生活》等杂志上，经常会看到有关脚踏车竞赛的图文报道。“自行车”则多数出现在北京的报章杂志上，或者是北方文人的作品中。
因地域不同各自精彩
脚踏车被引进新加坡和中国的历史，存在着孰先孰后的问题。脚踏车在两地的各种名称的出现和变化，也因此存在着两条途径，而不是单方向一方输出一方接受的过程。由此而衍生的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因地域的不同也各有各的精彩。
上面罗列两地在不同时间出现脚踏车不同的指称，很好地说明这点。在词语发展的两条途径上，作为区域华语的新加坡华语词汇，有些是从汉语原乡的直接输入；有些则是本地因社会生活的不同而产生。
两地因地域的不同、社会生活的差异，形成两地词语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其中有交集，也有变异。要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或者在两地词语演变中各自的比重，到底是汉语原乡给予的影响较大，还是新加坡以区域华语的身份反哺的成分较多？一时也难以下结论，这有待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来决定。
文／图：林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