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踏車」和「腳車」脫穎而出
腳踏車在新加坡出現，經過100多年與華社的親密接觸，在各個歷史時期出現各種不同的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只是曇花一現，有些經歷時間的考驗，最後沉澱為新加坡固定的華語詞語。
二戰後的新加坡華社，「腳踏車」和「腳車」並用，無論作為書面語出現在華文報章上，或者作為口語出現在民間交流上，這兩個詞語都得到廣泛認同和使用。
新加坡華社主要是由閩粵地區華人移民組成，閩粵文化成為新加坡華族文化構成的主要社會基礎。「腳踏車」和「腳車」最終能脫穎而出，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必須符合當地華族社會的口語習慣；其次它必須由繁化簡容易上口，才能廣為大家接受。
「自行車」在新中國成立後，被欽定為漢語的標準詞語。它雖然挾其官方地位，依然不能在新加坡華社站穩腳跟，其主要原因就是詞語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密切，以及因地域使用習慣不同，而產生揮之不去的歷史情感。
腳踏車在中國
腳踏車在華語的原鄉中國，又是經歷一個怎麼樣的被認識、被命名的歷程？
根據文獻資料，中國人與腳踏車的初遇發生在清末，1865年清朝總理衙門派斌樁及同文館學生張德彝等前往西方諸國訪問。
在他返國後所寫的《乘槎筆記》中，描述他在巴黎街頭看到新奇器械，不過只說明其外觀和特點，並沒給它命名。反觀隨行的張德彝，在其所著的《航海述奇》中這麼說：
見遊人有騎兩輪自行車者，西名威婁希北達。
「威婁希北達」顯然是英文velocipede的音譯。從這段敘述來判斷，其所說的兩輪自行車，也不是在為它命名，而是描繪腳踏車的外觀和運作的功能。
自此之後，雖然一些有關腳踏車的不同名稱零星出現在文獻上，比如「自行車」（1870年《中國教會新報》）；「腳踏車」「雙輪踏車」（1876年《格物彙編》）；「自轉車」（1917年《清稗略鈔》）等。不過，這些腳踏車詞語的出現，主要在於介紹國外的新器具，而不是說明腳踏車在中國使用的實況。
有關腳踏車在中國出現的報道，則是登載在《點石齋畫報》（1884-1898）上，以圖配文的方式，在一則題為《賽腳踏車》的報道這麼描述：
腳踏車，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見，至近年來始盛行之。
從這則報道得知，腳踏車在上海流行始於1880年代，從畫面來看，使用者還是以洋人為主。另一則腳踏車的報道則遲至1910年代才出現在《圖畫日報》（1909-1910）上，從畫面上看騎車者清一色是滬上的名媛。可見即使貴為十里洋場的上海的當年，腳踏車還沒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普羅大眾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從1880年至新中國成立，上海的報章雜誌多數採用「腳踏車」，在當年著名的《良友》畫報和《美術生活》等雜誌上，經常會看到有關腳踏車競賽的圖文報道。「自行車」則多數出現在北京的報章雜誌上，或者是北方文人的作品中。
因地域不同各自精彩
腳踏車被引進新加坡和中國的歷史，存在著孰先孰後的問題。腳踏車在兩地的各種名稱的出現和變化，也因此存在著兩條途徑，而不是單方向一方輸出一方接受的過程。由此而衍生的新詞語的產生和發展，因地域的不同也各有各的精彩。
上面羅列兩地在不同時間出現腳踏車不同的指稱，很好地說明這點。在詞語發展的兩條途徑上，作為區域華語的新加坡華語詞彙，有些是從漢語原鄉的直接輸入；有些則是本地因社會生活的不同而產生。
兩地因地域的不同、社會生活的差異，形成兩地詞語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其中有交集，也有變異。要進一步分析它們之間的主從關係，或者在兩地詞語演變中各自的比重，到底是漢語原鄉給予的影響較大，還是新加坡以區域華語的身份反哺的成分較多？一時也難以下結論，這有待文獻資料的進一步發掘來決定。
文／圖：林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