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金融、产业的人，可以通过腐败等方式，让制度对自己有利。所以今天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制度，常常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不断修正形成的。财阀势力的巩固和扩张，与制度的“完善”同步，这事实上是通过经济绑架进行政治绑架。
民主是好的，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不撼动基本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深化问题。这已经被许多经验论证过，也还会继续被证明。
怎么办
债务控制，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现代社会的运行法则，人们一定会厌倦，但无法改变和逃离。日本年轻一代的“低欲望”状态，是一种有限度的逃避，通过减少需求来减少债务。
财阀控制是债务控制的极端表现，因为债权从分散到集中了。原本社会结构固化就会带来天花板，财阀控制则把天花板继续往下压。特朗普频繁指责美联储，尽管他有委过于人的嫌疑，但强大的私人银行系统劫持政府，成为“政府的政府”从而绑架民生，这在欧洲历史上以及美国当下，都是事实。
最近的恶果就是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银行“大到不能倒”，最后由美国普通人的负债来埋单。
这样的社会的确需要改变，才有活力和希望。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言：“当正义制度存在并适用于我们时，我们必须服从正义制度并在正义制度中尽我们的一分职责；当正义制度不存在时我们必须帮助建立正义制度，至少在对我们来说代价不很大时要这样。”然而，理性至关重要。哲学家齐泽克就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当时就在纽约街头。“询问示威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但却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调式的答案。诸如，我们想减少腐败等等。当我问他们想不想要更多的社会正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哑口无言了。”稀里糊涂的“革命”带来的只有代价，没有成果。前述罗尔斯的观点，是他归纳的“正义的自然义务”的内容。他说，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义务。
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正义，跟是否采用现代西式民主政府形式无关。新加坡不是西式民主，但人民不会怀疑它的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人民生活是幸福的。
当人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时候，最应当避免的就是把某种政治操作方式直接等同于幸福，又把混乱视为幸福正在实现的标志。这是许多被“赠送”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的血的教训。
但凡民主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现代化上实现成功，也从没有得到过想要的幸福。当社会被财阀在某种程度上笼罩的时候，人民的行动所指应该是加强法治，规范他们的活动边界，推动“社会的基本结构”趋于正义，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