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金融、產業的人，可以通過腐敗等方式，讓制度對自己有利。所以今天視為天經地義的那些制度，常常是為了這些人的利益而不斷修正形成的。財閥勢力的鞏固和擴張，與制度的「完善」同步，這事實上是通過經濟綁架進行政治綁架。
民主是好的，但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在不撼動基本的經濟結構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深化問題。這已經被許多經驗論證過，也還會繼續被證明。
怎麼辦
債務控制，是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現代社會的運行法則，人們一定會厭倦，但無法改變和逃離。日本年輕一代的「低慾望」狀態，是一種有限度的逃避，通過減少需求來減少債務。
財閥控制是債務控制的極端表現，因為債權從分散到集中了。原本社會結構固化就會帶來天花板，財閥控制則把天花板繼續往下壓。特朗普頻繁指責美聯儲，儘管他有委過於人的嫌疑，但強大的私人銀行系統劫持政府，成為「政府的政府」從而綁架民生，這在歐洲歷史上以及美國當下，都是事實。
最近的惡果就是2008年華爾街製造的金融危機，銀行「大到不能倒」，最後由美國普通人的負債來埋單。
這樣的社會的確需要改變，才有活力和希望。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言：「當正義制度存在並適用於我們時，我們必須服從正義制度並在正義制度中盡我們的一分職責；當正義制度不存在時我們必須幫助建立正義制度，至少在對我們來說代價不很大時要這樣。」然而，理性至關重要。哲學家齊澤克就說，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他當時就在紐約街頭。「詢問示威者們究竟想要什麼，但卻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調式的答案。諸如，我們想減少腐敗等等。當我問他們想不想要更多的社會正義、完全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走得更遠一點的時候，他們就啞口無言了。」稀里糊塗的「革命」帶來的只有代價，沒有成果。前述羅爾斯的觀點，是他歸納的「正義的自然義務」的內容。他說，如果社會的基本結構是正義的，那麼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義務。
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否正義，跟是否採用現代西式民主政府形式無關。新加坡不是西式民主，但人民不會懷疑它的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人民生活是幸福的。
當人們試圖改變社會的時候，最應當避免的就是把某種政治操作方式直接等同於幸福，又把混亂視為幸福正在實現的標誌。這是許多被「贈送」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的血的教訓。
但凡民主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這樣的國家沒有一個在現代化上實現成功，也從沒有得到過想要的幸福。當社會被財閥在某種程度上籠罩的時候，人民的行動所指應該是加強法治，規範他們的活動邊界，推動「社會的基本結構」趨於正義，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