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讯：工人党（WP）国会议员于2月25日（周三）在2026年预算辩论第二天的国会发言中，呼吁政府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力度，并提出多项结构性改革以应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
来自盛港选区的议员蔡瑞隆指出，新加坡总和生育率（TFR）在2023年跌破1.0，2024年维持在0.97的水平，已构成对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威胁。他强调，政府必须为父母营造一个真正“肥沃的育儿环境”，并质问：“如果我们能设立人工智能委员会来引领新加坡的AI议程，为何没有一个同等层级、专注解决人口危机的常设机构？”
他以匈牙利为例，呼吁新加坡效仿其“激进的亲生育政策”——例如，为育有三名及以上子女的母亲提供个人所得税全免。匈牙利更进一步，自今年起将免税范围扩大至30岁以下、至少育有一名子女的母亲。蔡瑞隆反问：“我们是否也愿意如此大胆，免除母亲的个人所得税？”
他进一步指出，低生育率的根本症结在于工作与生活失衡、社会对育儿的高期待以及养育子女的高昂成本，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系统性解决。
蔡瑞隆还指出，尽管新加坡的国家财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裕”，但普通家庭仍承受着沉重的结构性负担。他质疑政府是否过度依赖增税，而忽视了建立能自动适应经济现实的“结构性杠杆”，而非仅靠临时性补贴。
更健康，而不只是更富裕
来自盛港的议员何婷如强调，新加坡不应只追求“更富有”，更要成为“更健康”的社会。她指出，照护工作本质上是“在场、信任与互惠”的过程，不能仅被视为可分配的资源。她呼吁打造支持性职场环境，让员工在休育儿假或照顾家人时，不会因此被贴上“难搞”或“职业发展受限”的标签。
她也关注高密度居住区的拥挤问题，援引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上月对阿都马哈敏议员的书面答复，指出政府预计2030年后新加坡总人口仍将显著低于690万。但她追问：“若690万仅是规划参数，那么像盛港这样的高密度社区，其基础设施究竟计划提供什么？何时会开始让人感到不适？”
她建议政府将各区域的人口预测纳入市区重建局（URA）的规划中，以增强公众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回避人口上限的讨论可能适得其反——这种不确定性会引发焦虑，削弱积极情绪。”
截至2025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已达历史新高611万，主要增长来自非居民人口。
填补支持缺口
来自阿裕尼的议员阿都马赫敏关注现有家庭支持计划的断层。他欢迎政府宣布为每名12岁以下新加坡儿童额外提供500新元（约合395美元）的Child LifeSG积分，但质疑预算案中缺乏对学龄后儿童家庭的同等支持。
他呼吁教育部澄清：这是有意将灵活支持限定在12岁以下儿童，还是因未及时更新政策而造成的疏漏？
他同时肯定政府将学前补贴的家庭月收入门槛从12,000新元提升至15,000新元，以及将学生照护费用援助门槛从4,500新元提高至6,500新元的举措。但他建议，在2027年1月全面实施前，应推出“过渡性措施”，以缓解那些刚好卡在旧门槛与新门槛之间的家庭所面临的九个月财政压力。
“新加坡财年从4月1日开始，而MOE和ECDA早已具备评估、发放与报销的完整系统。为何要等到2027年才实施？若这是政策选择而非技术限制，那么承诺的援助不应让家庭再苦等九个月。”
教育系统必须面向AI时代转型
来自盛港的议员詹慕林强调，新加坡教育体系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仍“按部就班”。
“我们亟需变革，不是因为今天的教育系统表现不佳，而是因为它无法胜任明天的需求。”他说，“这是最难的变革——需要远见、智慧与勇气。”
他提议在中学阶段减少对“高风险大考”的依赖，因为这些考试在未来AI时代将逐渐失去意义。尽管教育部已取消期中考试，但他批评此举“流于表面”，若不重新平衡考试与其他评估方式的权重，改革将难以深入。
“我们需要转变思维：从把考试当作能力信号和筛选工具，转向将其作为追踪进步、识别潜在落后的诊断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