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后，到摄影社拍婚纱照成为结婚仪式中重要的一环。自然影社（Chew Photo Studio）拍摄，日期不详。照相馆于1942年4月1日成立，原名 “昭南影社” ，战后改名为 “自然影社” 。（照片提供：庄吴斌）
今天，我们习惯拿起手机随手拍照，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新加坡，摄影还是一门新奇而复杂的技术。摄影术何时传入新加坡？早期摄影师记录了怎样的城市与社会？从一张张老照片回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摄影技术的发展，也是一部关于移民、家族、商业与生活变迁的社会史。
摄影术在19世纪传入新加坡后，最初主要掌握在欧洲白人男性摄影师手中。到了19世纪末，华人逐渐进入摄影行业，其中广东人较早形成规模。20世纪初，李氏等广东家族经营的照相馆，不仅遍布新加坡和马来亚，业务更扩展至爪哇，逐渐成为行业主力。
当时，摄影涉及拍摄、化学药剂、冲洗、晒相和修像等专业技术。照相馆又多是家族生意，技术往往通过亲属、同乡和师徒关系传承，外人并不容易入行。
1931年前后，海南人林明云创办 “达开尔” 照相馆，为行业带来改变。 “达开尔” 之名取自摄影术先驱达盖尔。林明云原本凭兴趣自学摄影，由于难以向其他籍贯的摄影师学习，后来拜日本摄影师为师。学成后，他不仅开设自己的照相馆，还积极培养后辈。据其回忆，至少八名员工学成后，到新马及北婆罗洲等地自行开业，使摄影技术逐渐在海南社群中传播。他尤其擅长大型团体照，甚至曾拍摄多达三千人的合影。
1963年，公教中学（Catholic High School）中四毕业班学生合照，由达开尔照相馆（Daguerre Studio）拍摄。照片右下角压印着照相馆的名称。照片由庄永康提供给庄吴斌。
照相馆也不仅是拍照的地方。1910至1920年代，摄影仍属于较富裕阶层的消费，多用于婚礼、纪念和身份展示。远渡南洋谋生的华工，往往工作数年、有了一定积蓄后，才拍一张照片寄回家乡。为了让顾客呈现理想中的生活模样，照相馆会提供西装、领带甚至眼镜，因此也被形容为一个“梦想的空间”。
战后，摄影逐渐走入普通家庭。1950年代以后，婚礼摄影日益普遍；到了六七十年代，全家福、孩子周岁照也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记录。随着电灯照明趋于稳定，一些原本依赖天然采光、设在楼上的照相馆搬到一楼，空间更宽敞，有的甚至安装冷气，摄影消费也变得更加大众化。
摄影行业的发展与华人方言群体和社会网络密不可分。继广东人之后，海南人、福建人等陆续加入；潮州人则在摄影器材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经营相机、相纸和药水等用品，也提供冲印及外拍服务。不同籍贯家庭之间的雇佣、联姻和同乡关系，更推动摄影商业网络不断扩大。
女性同样参与其中。1940年代，广东人尹氏家族经营照相馆，尹直开学习摄影并协助家业，成为新加坡早期有文献记录的女性摄影从业者之一。事实上，一家照相馆从拍摄、冲洗到修底，背后往往有多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
1954年，高业基（Koh Yip Kee，1924—2015）在实龙岗上段1378号创办国泰影室（Cathay Photo Studio）。照相馆开业时率先提供冷气服务。白色长袖衬衫者为摄影师陈广权。（照片提供：庄吴斌）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发展出追求艺术表现的“沙龙摄影”。摄影爱好者通过构图、光线和意境表现风景、人物与生活，并参加国际摄影比赛。在缺乏正规摄影教育的年代，比赛成为摄影师交流和获得认可的重要途径。一些商业摄影师更凭比赛荣誉提升照相馆声望，甚至获得政府及文化机构关注，参与国家建设时期的影像记录。
因此，新加坡摄影史并不只是著名摄影家的故事。照相馆老板、暗房学徒、冲印工人、女性从业者，以及普通家庭珍藏的一张张照片，都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视觉记忆。镜头定格的虽然只是瞬间，却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梦想与时代变迁得以保存下来。
国泰影室（Cathay Photo Studio）的摄影师陈广权当年摄于修相桌前，当年都是手动修图的。（照片提供：陈美英）
《958印象古早》系列由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与CAPITAL 958联合呈现，由摄影史研究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摄影研究博士庄吴斌主讲，带领听众从珍贵影像出发，重新认识镜头下的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