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正式建交。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对江的评价是：
“他对邓小平赋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继续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工业社会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1992年，李光耀再次与江泽民见面。江对李努力推进汪辜会谈表示感谢，同时，他认为西方操纵台湾课题，把中国当作可能的敌人是不明智的。
李光耀认为，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最理想结局是双方和平渐进地紧扣彼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联系。他说，如果中国想削弱美国的制衡作用，应该把中国市场开放给更多欧洲跨国企业，那么就会逼迫美国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压，阻止政府轻举妄动损害他们在华利益。
江认同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国必须增加出口，同时，向不同国家学习，不仅吸取它们在知识、科学和技术上的优点，也学习它们在文化经验上的强处。
在李光耀推进下，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举行。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
他说：“四小龙中新加坡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从邓小平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数以百计的中国代表团涌入新加坡，想考察、借鉴新加坡的各个方面，从“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到经济建设、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
90年代的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因此从1992年开办了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短期培训班，讲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从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为中国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从2004年起，又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于1995年开展的“人才培训计划”，至今已培训超过2000名山东官员和企业高管。
2.苏州工业园区前世今生
1992年9月，在南巡讲话七个月后，李光耀访问苏州。苏州市长章新胜向他建议，让新加坡拿出500亿美元国家储备金中的10%到苏州投资，由苏州提供特别待遇，保证新加坡投资的成功，同时让苏州“像新加坡一样”实现工业化。
李光耀和夫人首次访问苏州。
同年12月，章新胜到新加坡与李光耀会见，说自己已经取得邓小平办公室绿灯，请新加坡方面提交正式计划。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北京时与江和李鹏就此进行讨论。5月，李光耀在上海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时，提出：
“许多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来考察，看到的却总是零星的片段永远无法全面了解我们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才提出这项建议的。入股能让新加坡和中国的经理人员在同一岗位上一起合作，那么，要向中国转移新加坡的方法、制度、知识，就容易得多。”
朱镕基同意。4天后，李光耀与刚升任副总理的李岚清会见。李岚清认为苏州人品质高，能很好地吸取和应用新加坡经验，于是也给予全力支持。
1993年10月，为了确保新加坡制度中有适用于中国的运作方式，中国派了国务院和江苏省两国代表团前来考察。考察之后，满意。
1994年2月，李光耀与李岚清在北京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正式开启合作。这也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从中国角度，中央政府希望可以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借鉴新加坡理念和经验，以便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些制度。（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如何转移新加坡经验，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中国的三个“新加坡”）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李岚清在北京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12月3日，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叙述是：
“眼下很多城市的工业园区都苦于招商难，奔波在外出招商的路上，可有一个地方，却正好相反，不但不愁招商，每天都有不少企业主动上门要求投资建厂，甚至还有企业排队等著这里有土地清出来建新厂，它就是苏州工业园。
2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泥塘，如今这个仅有278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聚集的企业超过六万家，其中还有不少都是世界500强，2017年，这个园区的生产总值是2350亿，这个数字和汕头整个城市一年的生产总值相当。”
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苏州工业园区好像没什么特别，全国到处都能见到类似的项目和城市。此话不假，但回到24年前，把这个项目放到当时的中国来审视，才会知道这个它的意义。
24年前，中国有工厂，有城市，但是缺乏现代城市规划及治理，也缺乏外资、外来技术和知识。前者需要改革，后者需要开放。这一切在90年代初十分困难，因为中国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而新加坡恰恰是在西方制裁声中，第一个把商务代表团带进中国的国家。
不但带去了商务代表团，更是与中国开启了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战略合作。
而且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启动之后，努力推动欧美企业到园区投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总裁曾士生在新华社2018年的一次采访（《曾士生：苏州24年前》）中说，当年有些外国企业原本考虑在新加坡投资，但顾虑新加坡运作成本比较高，新方就会推荐这些企业到苏州工业园区，并成功地为相当多的企业落户园区牵线搭桥。
2001年6月8日，江泽民在苏州工业园区会见李光耀时说：“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园区借鉴了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在开发建设和对外招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希望双方密切合作，使园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园区。”充分可定了新加坡管理经验的作用。
3.后李光耀时代，中新展开更多合作
继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两国政府在2007年推出天津生态城、2015年推出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两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并于2018年同意把广州知识城升级为第四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天津生态城
以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例，它与常规的工业开发区或者城市的开发有不同，是基于国家和国家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范围内，以服务贸易为主题的一种合作，希望将重庆打造成为中国西部领先的区域性互联互通和服务经济中心，通过提高互联互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国西部的发展，建立更多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而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很重要的内容。
提高互联互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是改革。
建立更多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是开放。
中国与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的合作，无论在李光耀的年代或后李光耀年代，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可以说，李光耀不但是自己“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而且，在他身后，新加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一直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例如，一直在大力推进中国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前称“南向通道”）的，是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主席张松声。他鼓励更多东盟国家加入南向通道建设，未来让更多东盟货物通过钦州等渠道出口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
张松声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这次中国政府要对李光耀表示如此崇高的认可。
而这一切，都源于李光耀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和贡献。
这一点从李光耀对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看得很清楚：
“早在苏联瓦解之前12年，邓小平就已清楚看到中央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把中国开放给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从沿海一带的经济特区着手进行。
开放政策推行了20年后，中国处处显露它将成为亚洲最大、最蓬勃的经济体。如果能避免陷入任何国内或国际动乱与冲突，中国肯定在2030年成为经济巨人。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最后，我们看看李光耀在2000年对中国未来的预想：
“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它可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充当一个平等而负责任的伙伴国，成为另一个主导世界走向的大国。
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中国未来50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现在距离李光耀写这段话已经过去了近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行了40年。
李光耀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