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一般人想到的可能包括：
地理位置（如新加坡位处马六甲海峡最南端的咽喉要道是“老天爷赏饭吃”、“同样的地理位置，放条狗都能起飞”）
新加坡人精通双语双文化，在中西方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等等。
这些因素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可以辩个没完，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却似乎被农历新年与财政预算案所掩盖，最近几天并没有太多人谈起。
2月6日，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的新书《政策、公平与同情心》（Policy, Fairness, and Compassion）举行发布仪式，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所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在仪式上发言时，便谈及这个因素。
贾纳达斯还透露，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便十分重视这一点，即使在那个百废待兴、还在与共产党人斗争的关键时刻，时任总理李光耀仍坚持就这个课题给内阁部长“上辅导课”！
他也说，已故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曾指出，这一特点，是新加坡面对“发展势不可挡”的中国，仍能够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自治邦1959年的第一届内阁当中，有几人上过时任总理李光耀的“辅导课”？（国家档案局）
我们不卖关子，这个因素便是“法治”两字。
贾纳达斯在演讲中回忆道，吴庆瑞多年前曾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谈到法治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当时，中国政府刚委任后者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
当时的新加坡政府有多重视法治和合同的重要性？贾纳达斯继续引述吴庆瑞的话说，时任总理李光耀甚至会就这个课题给内阁部长“上辅导课”，每次长达数小时。
对于李光耀对法制和合同的看法，近年来比较详细的一套解释或许来自前国务资政贾古玛教授。
贾古玛教授于“李光耀的宏大治国理念”研讨会上发言。（视频截图）
2013年，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办、题为“李光耀的宏大治国理念”的研讨会上，曾于1988年至2008年担任律政部长的贾古玛教授指出，李光耀意识到，新加坡若想让本国人民觉得安全、对国家有信心，同时吸引游客和投资者，就必须建立法治和对法律的尊重，让人觉得所有人都会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
法治和尊重合同在吴庆瑞心目中的分量，也令贾纳达斯感到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