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一般人想到的可能包括：
地理位置（如新加坡位處馬六甲海峽最南端的咽喉要道是「老天爺賞飯吃」、「同樣的地理位置，放條狗都能起飛」）
新加坡人精通雙語雙文化，在中西方之間遊刃有餘、左右逢源等等。
這些因素有人贊同，有人反對，可以辯個沒完，但還有另一個因素卻似乎被農曆新年與財政預算案所掩蓋，最近幾天並沒有太多人談起。
2月6日，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兼內政部長尚穆根的新書《政策、公平與同情心》（Policy, Fairness, and Compassion）舉行發布儀式，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所長賈納達斯·蒂凡（Janadas Devan）在儀式上發言時，便談及這個因素。
賈納達斯還透露，新加坡政府在上世紀60年代便十分重視這一點，即使在那個百廢待興、還在與共產黨人鬥爭的關鍵時刻，時任總理李光耀仍堅持就這個課題給內閣部長「上輔導課」！
他也說，已故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博士曾指出，這一特點，是新加坡面對「發展勢不可擋」的中國，仍能夠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自治邦1959年的第一屆內閣當中，有幾人上過時任總理李光耀的「輔導課」？（國家檔案局）
我們不賣關子，這個因素便是「法治」兩字。
賈納達斯在演講中回憶道，吳慶瑞多年前曾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談到法治對新加坡的重要性。當時，中國政府剛委任後者為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業顧問。
當時的新加坡政府有多重視法治和合同的重要性？賈納達斯繼續引述吳慶瑞的話說，時任總理李光耀甚至會就這個課題給內閣部長「上輔導課」，每次長達數小時。
對於李光耀對法制和合同的看法，近年來比較詳細的一套解釋或許來自前國務資政賈古瑪教授。
賈古瑪教授於「李光耀的宏大治國理念」研討會上發言。（視頻截圖）
2013年，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舉辦、題為「李光耀的宏大治國理念」的研討會上，曾於1988年至2008年擔任律政部長的賈古瑪教授指出，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若想讓本國人民覺得安全、對國家有信心，同時吸引遊客和投資者，就必須建立法治和對法律的尊重，讓人覺得所有人都會受到公平、透明的對待。
法治和尊重合同在吳慶瑞心目中的分量，也令賈納達斯感到驚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