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成为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电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开始扎堆出现。为促进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新加坡实施了高工资政策，规定工资每年增加20%，但工资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挤压了企业利润。结果虽然促进了劳动力转移，但误伤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新加坡政府及时调整工资水平，还通过财政和中央公积金等措施，对企业进行支持。首先，对新兴企业进行减税免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公积金缴纳水平，鼓励发展竞争企业；其次，国家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在1973～1977年，“公共工程五年计划”间，新加坡政府拔出258亿新元用于开发和兴建公共事业、交通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对此前的经济政策，进行纠偏。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就业人数和制造业的附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
与此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便利的环境，打造国际金融中心。1999年，新加坡金融监督局提出开放新加坡银行行业的政策，一方面设立五人任命委员会加强本地银行的监管；一方面增发银行执照给外资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业加大收购计划。淡马锡的投资策略中明确规定必须有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外，加强国际化布局。
此前，为了稳定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新加坡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实行政联企业。一方面通过政府对市场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协调经济发展，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现在，新加坡开始探索国企私有化改革。
新加坡政府首先于1983年成立贸易发展局，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后于1986年政府成立私有化委员会，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和国际化。在私有化过程中基本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成熟企业进行私有化，不成熟企业绝不推向市场；第二，政府为企业提供财务融资需求和市场份额，确保私有化的企业可以正常经营；第三，政府退出成熟市场，不再干预企业经营，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军新的产业发展领域。截至1993年，有30家企业完成私有化。 第四轮改革，进入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产业主导时期。
即使新加坡成功转型进入资本密集型经济体，经济形势一片向好，但它却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改革开放的中国，被李光耀称为“外资吸尘器”。中国巨大的市场、昂扬的创业热情，以及中国政府释放的利好政策，无法不使得中国成为外资吸尘器。
1983年，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于是乎，一大批汽车产业的重点项目接连上马，包括重汽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项目等等，都采用合资经营的模式。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3～198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从22.6亿美元升至84.5亿美元，到了1988年，则突破了100亿美元。
1993年，一场主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明确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台下，西门子、摩托罗拉、巴斯夫等50家跨国制造企业代表听得热血澎湃。于是，美国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把“头号业务重点”放在了中国；宝洁来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 根据报告中测算的数据，1995～2013年期间，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16%～34%。
2001年4月，飞利浦电子新加坡执行长约翰·范斯普伦特在政府咨询委员会上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建议：关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业。而同时，飞利浦正计划着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地区总部迁往中国香港。
2002年，新加坡贸工部首次明确指出知识经济主要指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出“产业21计划”，旨在10年内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为新加坡经济的双引擎。
政府投资巨额成立委员会建设研发基金，欲将生命科学发展为制造业的第四根支柱。新加坡还制定了21世纪工业园计划，新建的工业园将融合各种商业、工业、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协助国家经济转型到知识经济。
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就是，2001年，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医药企业。2001～2006年，新加坡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投入年均增长率接近40%。2006年报道称，生物医学科学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几乎为零。2006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9%，其中制造业增幅为12%，仅次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计划及其政策，以加快迈向“工业4.0”时代。近年来，新加坡确定了产业转型的23个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领域，重视研究开发和创新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全球首个智慧国家。
2010年新加坡第一个综合的化学后勤园和新加坡第一个世界顶尖的生物医学研发基地——生物科技园建设完成。
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产业转型蓝图。计划通过利用数字科技发展先进机器人、增材制造、先进材料、传感器、激光和光学等领域的技术，拓宽和深化先进位造业基础。根据新加坡的《研究、创新与创业2020计划》（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2020），称将会在2016～2020年提供190亿美元用于研发，比《RIE2015》五年计划的资助额度（160亿美元）提高18%。
2018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在已有基础上增长一倍，达到3000亿新元（约合2000亿美元），利润总额也提升一倍，达到800亿新元。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以上，并在许多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制造业2030愿景”：未来10年继续争取50%的增长。
此外，冠病疫情也推进了先进位造业的发展步伐，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表示，新加坡要打造全新的先进位造技能策略及规划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Training Academy），制定先进位造业所需的技能培训计划。
新加坡实施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缓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智能制造来促进位造业的发展，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虽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但是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已初见成效。
总结 新加坡制造业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而新加坡最早手里的牌很烂，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新加坡人自己，一步步争取到的。
首先，天时，即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新加坡实在太小了，国际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新加坡。例如，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直接导致新加坡进出口总额降低50.48%。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中国来讲，属于“东南亚小国”，但对新加坡来讲，就是“强国”。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之中大约50%是橡胶和锡，其中橡胶大多数来自马来西亚，其余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随着两国的独立，为了改善本国的贸易结构，它们把出口口岸从新加坡转入国内，与别的国家直接贸易。这对新加坡的贸易带来极大的影响。
新加坡能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世界稳定和平、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更得益于新加坡三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技巧。同时，也正是因为新加坡要在东南亚波云诡谲的局势中斡旋，所以才有了如此敏锐的危机意识，才能平稳度过四次经济转型。
其次，地利，地处马六甲咽喉要冲。这在早期，其实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掣肘，因为依赖马六甲，所以主要发展转口贸易。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有英国保护，即便如此，也被日本占领三年半。而如此小国，身处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反而安然无恙，坦白说，有很强的运气的成分。同时，也与地缘政治均势有关。马六甲既是新加坡的风险来源，也是新加坡的护身符。道理很简单，与其让大国拥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不如让小国守着，因为它谁也不敢得罪，只能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其实没有地利。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无，有深水良港但战略位置紧要，而恰恰又是战略位置保护了它，它又充分利用了自己仅有的“优势”，且没有被“优势”所困。
新加坡强悍的制造业，离不开上述任何一点。 那么，新加坡未来会怎么样呢？
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只要不发生战争，新加坡依旧会是东南亚的一颗明珠。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更长远来看，新加坡经济也面临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随着新加坡人口红利的消失，移民政策正在缓慢改变着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当外来人口占少数的时候，会被当地文化同化，但如果外来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将会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族群谋求利益，这无疑会使得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会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第三，新加坡现在是一党制，但是当Z世代的零零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时，政坛势力会变得更复杂。对一个小国来讲，政治诉求上的复杂性，会显著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前景。
当然，有时候我们连十几分钟后的事情都难以把握，十几年二十年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