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成為政府促進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電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這樣的高附加值產業企業開始扎堆出現。為促進勞動力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企業轉移，新加坡實施了高工資政策，規定工資每年增加20%，但工資的增速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幅，擠壓了企業利潤。結果雖然促進了勞動力轉移，但誤傷了一大批中小企業。
新加坡政府及時調整工資水平，還通過財政和中央公積金等措施，對企業進行支持。首先，對新興企業進行減稅免稅優惠政策、降低企業的公積金繳納水平，鼓勵發展競爭企業；其次，國家加大對企業的投資，在1973～1977年，「公共工程五年計劃」間，新加坡政府拔出258億新元用於開發和興建公共事業、交通與通訊等基礎設施。對此前的經濟政策，進行糾偏。
到20世紀80年代末，以就業人數和製造業的附加值來衡量，計算機和相關電子產品已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工業。
與此同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進一步改革金融制度，為國際資本自由流動提供便利的環境，打造國際金融中心。1999年，新加坡金融監督局提出開放新加坡銀行行業的政策，一方面設立五人任命委員會加強本地銀行的監管；一方面增發銀行執照給外資銀行；另一方面銀行業加大收購計劃。淡馬錫的投資策略中明確規定必須有部分資金投資於國外，加強國際化布局。
此前，為了穩定新加坡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新加坡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實行政聯企業。一方面通過政府對市場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利用市場協調經濟發展，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亂」。現在，新加坡開始探索國企私有化改革。
新加坡政府首先於1983年成立貿易發展局，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然後於1986年政府成立私有化委員會，進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和國際化。在私有化過程中基本堅持三條原則：第一，成熟企業進行私有化，不成熟企業絕不推向市場；第二，政府為企業提供財務融資需求和市場份額，確保私有化的企業可以正常經營；第三，政府退出成熟市場，不再干預企業經營，通過主權投資基金等方式進軍新的產業發展領域。截至1993年，有30家企業完成私有化。 第四輪改革，進入知識密集型的創新產業主導時期。
即使新加坡成功轉型進入資本密集型經濟體，經濟形勢一片向好，但它卻遇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挑戰。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改革開放的中國，被李光耀稱為「外資吸塵器」。中國巨大的市場、昂揚的創業熱情，以及中國政府釋放的利好政策，無法不使得中國成為外資吸塵器。
1983年，國務院正式下發了《關於加強和利用外資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國內市場，通過合資經營企業的形式引進我國缺口技術。
於是乎，一大批汽車產業的重點項目接連上馬，包括重汽項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轎車項目等等，都採用合資經營的模式。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83～198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從22.6億美元升至84.5億美元，到了1988年，則突破了100億美元。
1993年，一場主題為「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明確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台下，西門子、摩托羅拉、巴斯夫等50家跨國製造企業代表聽得熱血澎湃。於是，美國福特公司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把「頭號業務重點」放在了中國；寶潔來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 根據報告中測算的數據，1995～2013年期間，外資和外資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為16%～34%。
2001年4月，飛利浦電子新加坡執行長約翰·范斯普倫特在政府諮詢委員會上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建議：關於如何最好地留住製造企業。而同時，飛利浦正計劃著把其位於新加坡的亞洲地區總部遷往中國香港。
2002年，新加坡貿工部首次明確指出知識經濟主要指的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了發展知識經濟，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提出「產業21計劃」，旨在10年內將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為新加坡經濟的雙引擎。
政府投資巨額成立委員會建設研發基金，欲將生命科學發展為製造業的第四根支柱。新加坡還制定了21世紀工業園計劃，新建的工業園將融合各種商業、工業、科技、研究與開發活動，協助國家經濟轉型到知識經濟。
一系列政策的結果就是，2001年，新加坡幾乎沒有任何醫藥企業。2001～2006年，新加坡對生物醫藥研發的投入年均增長率接近40%。2006年報道稱，生物醫學科學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幾乎為零。2006年，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達到7.9%，其中製造業增幅為12%，僅次於對外貿易增長速度。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興起，新加坡相繼推出了產業轉型和創新驅動計劃及其政策，以加快邁向「工業4.0」時代。近年來，新加坡確定了產業轉型的23個重點領域、科技創新的七大領域和人工智慧的五大領域，重視研究開發和創新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構建全球首個智慧國家。
2010年新加坡第一個綜合的化學後勤園和新加坡第一個世界頂尖的生物醫學研發基地——生物科技園建設完成。
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產業轉型藍圖。計劃通過利用數字科技發展先進機器人、增材製造、先進材料、傳感器、雷射和光學等領域的技術，拓寬和深化先進位造業基礎。根據新加坡的《研究、創新與創業2020計劃》（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2020），稱將會在2016～2020年提供190億美元用於研發，比《RIE2015》五年計劃的資助額度（160億美元）提高18%。
2018年新加坡製造業產值在已有基礎上增長一倍，達到3000億新元（約合2000億美元），利潤總額也提升一倍，達到800億新元。其製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四分之一以上，並在許多領域居世界先進水平。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製造業2030願景」：未來10年繼續爭取50%的增長。
此外，冠病疫情也推進了先進位造業的發展步伐，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表示，新加坡要打造全新的先進位造技能策略及規劃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Training Academy），制定先進位造業所需的技能培訓計劃。
新加坡實施產業轉型和創新驅動，旨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應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緩解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以智能製造來促進位造業的發展，以及重塑國際競爭力。雖然世界經濟正處於深度調整時期，但是新加坡的產業轉型和創新驅動已初見成效。
總結 新加坡製造業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而新加坡最早手裡的牌很爛，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是新加坡人自己，一步步爭取到的。
首先，天時，即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新加坡實在太小了，國際上的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影響到新加坡。例如，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直接導致新加坡進出口總額降低50.48%。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對中國來講，屬於「東南亞小國」，但對新加坡來講，就是「強國」。新加坡的對外貿易之中大約50%是橡膠和錫，其中橡膠大多數來自馬來西亞，其餘主要來自印度尼西亞。隨著兩國的獨立，為了改善本國的貿易結構，它們把出口口岸從新加坡轉入國內，與別的國家直接貿易。這對新加坡的貿易帶來極大的影響。
新加坡能發展到今天，得益於世界穩定和平、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更得益於新加坡三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同時，也正是因為新加坡要在東南亞波雲詭譎的局勢中斡旋，所以才有了如此敏銳的危機意識，才能平穩度過四次經濟轉型。
其次，地利，地處馬六甲咽喉要衝。這在早期，其實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掣肘，因為依賴馬六甲，所以主要發展轉口貿易。俗話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殖民地時期，新加坡有英國保護，即便如此，也被日本占領三年半。而如此小國，身處如此「兵家必爭之地」，反而安然無恙，坦白說，有很強的運氣的成分。同時，也與地緣政治均勢有關。馬六甲既是新加坡的風險來源，也是新加坡的護身符。道理很簡單，與其讓大國擁有這麼重要的位置，不如讓小國守著，因為它誰也不敢得罪，只能公平。
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其實沒有地利。國土面積小、自然資源無，有深水良港但戰略位置緊要，而恰恰又是戰略位置保護了它，它又充分利用了自己僅有的「優勢」，且沒有被「優勢」所困。
新加坡強悍的製造業，離不開上述任何一點。 那麼，新加坡未來會怎麼樣呢？
未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只要不發生戰爭，新加坡依舊會是東南亞的一顆明珠。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更長遠來看，新加坡經濟也面臨挑戰。
第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對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隨著新加坡人口紅利的消失，移民政策正在緩慢改變著新加坡的人口結構，當外來人口占少數的時候，會被當地文化同化，但如果外來人口達到一定規模，將會聯合起來為自己的族群謀求利益，這無疑會使得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會環境變得更為複雜；
第三，新加坡現在是一黨制，但是當Z世代的零零後逐漸成長為社會中堅時，政壇勢力會變得更複雜。對一個小國來講，政治訴求上的複雜性，會顯著影響它的經濟發展前景。
當然，有時候我們連十幾分鐘後的事情都難以把握，十幾年二十年後的事情，誰又能說得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