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的特质和启示
作者：房宁
来源：《北京日报》2016年3月，转自人民论坛网，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作者简介
房宁，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独到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揭示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性。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主要著述《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少年国家民族意识研究》《论民族主义思潮》《民主的中国经验》《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等。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舆论在事实面前逐步收起了对新加坡模式的轻蔑和傲慢——
新加坡在我的印象里大约只有北京五环路内那样大小，但这个地处东南亚一隅，地域狭小、民族混居、资源匮乏的城市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苦心经营，终于成为经济繁荣发达、社会井然有序、民族关系融洽的明星国家。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被认为是一种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模式。
谈到新加坡，谈到新加坡模式，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李光耀。在当今一般人的眼里，李光耀是一位极其成功的政治家，在新加坡他拥有崇高的威望，在国外他有着远远超越新加坡国力可以赋予其领导人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其实，李光耀和新加坡成长于艰难困苦之中，50多年前，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新加坡人民团结凝聚起来，逐步使新加坡摆脱了贫困、混乱、萎靡，跻身于亚洲“四小龙”，成为发展的楷模。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形同弃儿，外有地区大国的冷漠和压力，内无资源、基础薄弱，精神文化上迷茫困顿，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考验著新加坡。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是当年新加坡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年轻的李光耀在困苦面前没有畏惧，在当年风靡世界的各种模式、制度面前没有盲从，他和他的同伴们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应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之道。从后来的新加坡模式展现出的特点和效果看，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建立的新加坡模式重要特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二是集中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保障人民权利、扩大社会自由，给了新加坡人民以巨大的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社会发展以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集中国家权力，一方面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提高了发展的集约性，提高了建设的效率。新加坡模式除去最重要的体制性特征外，其社会管理体系也十分重要。新加坡的社会管理以法纪严明著称，这对于治理种族多元、文化散漫的亚洲国家十分必要，长期严格的社会管理塑造了一流的国民。
新加坡的模式，在当年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样的体制自然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和非难，西方学术界不无贬义地称其为“威权体制”，批评其不民主，限制自由。但是，就是这样的体制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面对事实，西方的舆论也逐步收起了原有的轻蔑和傲慢。李光耀本人也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以其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都极其有限的弹丸之地，创造出发展神话和独特体制，李光耀在当代世界独一无二。他不仅是新加坡人民的领袖，也是亚洲的英雄，因为他所摸索出的体制已经远远超出新加坡，启示和影响诸多的发展中国家。
新加坡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时代生存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后发国家如何既能调动社会内在动力与活力实现发展，又能避免社会因发展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本秩序，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新加坡模式当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会永恒不变。但新加坡模式成功回答了时代的难题，以一条前所未有的特殊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并且，这样一条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类似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获得了成功。新加坡模式因此跻身于世界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体系。（作者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